也说旧书

　　今年湖北高考作文题为《旧书》，这个题目人人可以动手写，就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也可以把一年级时读过的书称之为旧书，写出一番读书之感。
　　不过，在文革期间，拥有旧书却是一件犯错误的事，几乎所有的旧字纸都被视作“四旧”，大量付之一炬。以至于到了文革后期，连一本旧字典都难找。
　　不仅旧书难存，旧报纸也难觅。好在民间一直有剪开报纸分类贴存的传统，所以一些文革铁扫帚扫不到的地方，象是工人农民家里，还存有一些由老人剪贴的剪报本。有一次，我们传看一本发黄的剪报本，剪贴的都是文革前报纸文化副刊的小块文章。如果用今天的标准看，那些文章只能算是应景填空式的短文，并没有什么太大价值，但是这些文章没有文革文章的八股气，也没有什么空头政治性，所以读起来格外轻松愉悦。记得其中有一篇，题目不记得了，内容好像是介绍什么是打油诗，文章还举了一篇描写下雪天的打油诗作例子，那诗是这样写的：“天上一通隆，地面黑窟窿（井口），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当时我们就笑翻了，原来旧报纸上还可以登这么幽默好玩的东西，那旧书中的好东西一定更多。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凡是发现了又破又旧的书，都拣回来翻看，比起那些文革假大空一本又一本新书，那是阅之忘时，兴味不尽的。
　　不过，真正到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过后，人虽进了大学，却发现由于文革断代，毕竟少读了许多该读的旧书，所以个人知识也有断层，书到用时方恨少，这话一点不假。那时候有个奇观，买书是要排大队的。记得八十年代初《辞源》出版时，是先把这个大部头书分成一册一册陆续推出，有地理分册、中国历史分册、文学分册、地理分册等等，每一册推出之时，都引得读者排成长龙抢购，象集邮一样，一册一册地集，凑成一大本。
　　我们在大学时，年轻气盛，几个同学发愿，说是要为一些深奥的中国典籍作出新的注解。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不亦乐乎？我们利用课余，分别去注解《诗经》、《大学》、《中庸》等。大家分别忙了一阵后，发现搞不下去了。于是去找国学修养深厚的老教授指点，记得八十高龄的朱东润大师一看就笑了，他说，你们想注解古人的书，用的工具却是近人的书，像是《辞海》、《古汉语辞典》，至多也只是《康熙字典》之类，那怎么行呢？这是缘木求鱼，越注越没有出路。古人的书，必须要用古代资料去佐证、旁证、反证或证伪，这就需要读大量旧书，从中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我们当时就默然不语，的确如此。腹中空空，遑论其它。
　　还是老实读书吧，不要再做用《新华字典》去解读甲骨文的幼稚事了。我们当中有个同学倒是从那时起，起了今后一定用自己掌握的古代文史资料，把《诗经》重新注解一遍的宏愿。这个愿望在他大学毕业教了十年古汉语之后，通过一张卡片一张卡片积累，一个字一个字从古旧书中求证的方式进行，十年磨一剑，最后终于才实现了愿望。
　　旧书其实都是新书变过来的，出书之当时，一定都是当时有新鲜价值的东西才值得出版。特别是在技术条件简陋的古代，龟版竹简，帛书泥字，出书不易，出版者更为珍惜。所以，现代人重视读旧书，也是重视古时的知识前沿。一切都是相对的，今之新书，犹后人之旧书。
　　新旧转换，相对而存。人永远需要读旧书，也永远需要从旧书中汲取新的营养，开创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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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源：荆楚网
　　作者：江作苏（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社长，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新闻最高奖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