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长丰县吴店中学两位学生在课堂上打架，正在上课的老师未能有效制止，其中一名学生突然晕倒不治身亡。据新华社报道，任课教师杨经贵已被调离教学岗位，并承担10万元赔偿费用，同时还被处以行政记大过处分，该校校长万其虎也被免掉职务并处以行政记大过处分。（7月17日新华网）
7月15日首都某报发表署名评论：“从职责和道义上讲，杨老师对于学生的意外身亡难辞其咎。但从教育的现状、教师的生存处境来看，杨老师确又有令人同情之处。”他的理由有二：一是“现行的教育法律、教育政策偏重于保护学生的权益，而忽视了教师作为教育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尊严”，二是“我们的教育改革走的是美国100年前的老路，照搬了当年的‘杜威模式’”。
在这一个案中，杨老师涉及的是责任和义务，不涉“师道尊严”，更与“杜威模式”无关。
相关部门调查认为：“杨经贵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有3条错误事实：一是没能认真组织教学、维护教学秩序和严肃课堂纪律；二是在课堂上学生发生争打时，没有及时有效制止；三是在杨涛突然晕倒后没有亲自送其到医院进行救治，在爱护和关心学生方面有失职行为。”这里指的是全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一个案中，杨老师是有责任的。至于该负多少责？赔十万，倚轻倚重？均可讨论，也可申请行政复议。该时评人却说“师道尊严扫地无存”，显然混淆了责任和义务与权利和尊严之间的区别。
苟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也留下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名言，这是对的。但论及师生关系时，荀子又认为教师有绝对的权威，学生须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绝对不可违背师训。他的理想学生的标准是“师云亦云”。这种“师道尊严”的思想，是封建性的糟粕。该时评人断言“杨不管让人反省师道尊严的丧失”，正是这种需要摒弃的思想。
当然，此事也暴露了有关教师在突发事件中的职责和权利的法律规范还很不健全。
杨经贵老师首次接受河南商报专访时表示：“我并不是不想说出内心的话，只觉得愧对杨涛，不想给他的家庭带来过多的伤害，也许我的沉默能减轻他父母的伤痛。”并首次公开声明：“叫我‘杨不管’是对我的侮辱。”当问及一学生用菜刀砍断了其班主任的4根手指时，他说：“不单是对自己，对所有在校老师都是一个阴影。究竟该不该管学生？管到什么程度？很多老师心中都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是心中无底，操作起来主观随意性空间很大。
据悉《安徽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立项论证会已召开。修订草案第六十七条规定，对扰乱学校秩序或者对学生进行拦截强索财物、侮辱、殴打或其他损害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学校、教师应当及时劝阻并向公安机关报告，违反本条例规定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学校和教师进行处罚。一昧强调“师道尊严”，置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于不顾，固然错误，但在个案中如何裁量、界定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和义务，也同等重要。
该时评人还说：“100年前，杜威在美国推行了一场所谓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以近似于我们的启发式教育，颠覆了权威主义教育，从强调服从、纪律转化到强调创意和培养孩子的自尊上来——这无论当时和现在都有积极意义。可后来却渐渐变形，走向了‘老师不能随便训斥学生，打分要照顾学生自尊心’的极端。”这就更加令人费解。
何谓“颠覆了权威主义教育”？
杜威（1859—1952）以儿童、经验和活动为教育教学中心的“新”三中心思想，打破了19世纪德国人赫尔巴特（1776～1841）所确立的学校以课堂为中心，课堂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以书本为中心的“旧”三中心思想，由此得出与赫尔巴特不同的教育理想与结论：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颠覆了权威主义教育”。
又何谓“以近似于我们的启发式教育”？
这可不是杜威的发明。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后10年，古希腊苏格拉底才降生。所以，在世界教育史上，“启发式之父”，当属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讲的就是“启发式”。
鼓励探究与创新是杜威教育思想的精髓。"教育即生活"和 "学校即社会"，还有“从做中学”等等，是他的原创，风靡美国半个多世纪。在德育教育方面，杜威的有效目的论、有效环境论和有效活动论与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惊人的相似，尽管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是根本对立的。1915年赴美留学的陶行知（1891－1946）是杜威的高足之一，回国后继承和发扬他的教育思想，推行平民教育，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冲击了旧教育的形式主义弊端，纠正了19世纪教育中忽视儿童个别差异，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地位的倾向，使得学校教育更切合实际，设置了较多的职业课程和技术课程，也更注意培养青年人适应社会、个人和职业的能力，科学和科研受到重视。
1957年，当杜威的教育思想随着前苏联卫星的上天而受到猛烈的攻击时，美国曾有头脑冷静的学者富有远见地指出：对杜威的批评为时尚早，我们至少应当再给杜威50年的声誉。从杜威去世至今，50多年过去了，显然，美国学者这一睿智的判断已经展现了它的预言性，只不过现在看来，我们应当给予杜威教育思想的声誉恐怕远远不止50年。事实上，杜威的教育思想经过20世纪前半期的推广，已经滲透到了美国教育制度和实践中去了，成为许多美国教育工作者日常教学工作的一部分，是他们赖以进行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公开的或潜在的指导原则。面对“非人性化教育”的众责，七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小学教育的课程改革又捡起了曾一度丢失的进步主义的传统，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口号是人本主义。
杜威晚年也曾对流行半个世纪的进步主义教育的成败有所评价：该思潮最大的成就是改变了课堂生活的气氛，对儿童的需要有了更多的认识，师生关系更为民主化，但其弱点则在知识性教材的选择与组织方面，有待改善。总之，杜威是20世纪美国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教育家。
我们搞教改，推行素质教育，绝非照搬“杜威模式”。但他的精华部分，例如鼓励探究与创新等等，必须吸取。该时评人说：“近30年来，我们的教育随着开放的步伐一直在改革：从教材到教法，从中考到高考，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一直都在摸索着前进。坦率地说，作为教育中人，我对教育改革模式实在不敢恭维。”
“不敢恭维”就是不满意。我们不满意，是忧虑已成痼疾的应试教育，是为国家、民族考虑，素质教育拖不得也拖不起；同学们不满意，是终日打题海战疲劳战，苦学、难学、死学、厌学、不会学；而该时评人不满意，则是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颠覆了权威主义教育”，外加“启发式”，因此，他看见的是“‘素质教育’大旗下长大的一些青少年，心理脆弱，不服管教，藐视尊长”，但他看不到酿成杨老师悲剧的学校内部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恰恰就是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举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从应试教育立场出发，主张“师道尊严”，还有“权威主义”，那只会适得其反，与素质教育渐行渐远。
稿源：荆楚网
作者：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