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韩红发出声明辟谣近期网络流传的自己病危、患癌住院等消息,表示谣言给她和家人带来巨大痛苦。最后,韩红还附上法律声明,律师表示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责任。编造名人去世,这种造假方式并不高明,但因为传播面广、容易攫取经济利益,依然不妨碍它成为互联网上时常上演的闹剧。
在闹剧背后,也有很多网友质疑:谣言为何总是死灰复燃、屡禁不止?仅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就指导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904.1万件。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一个数据就能反映当前谣言治理的严峻形势和巨大难度。近年来,中央网信办上线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开展网络辟谣标签工作、深入开展网站平台自查自纠,整治自媒体乱象,清理存量、抑制增量、惩治源头、协同治理,多措施打击网络谣言,取得了群众切实能感受到的治理效果,网络生态整体好转。但谣言因为能满足某些人群的猎奇需要,而且造谣成本极低,远远大于判断成本,所以很难杜绝。
从信息审核角度来看,判断生死相较容易,而判断“黑白”却不那么简单。在信息海量且追求“快”的网络时代,审核难度与审核效率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在PS、视频剪辑、AI智能生成等技术加持下,网络信息变得更加真假难辨,发布者们可以轻松创造出“眼见不为实”“有图无真相”的内容。同时,谣言的判断标尺同样难以把握,假消息、错误消息与谣言之间缺乏明确界限,也是影响谣言治理精准性的重要因素。
谣言和治理之间是利益的战争。在当前“流量即是效益”的背景下,谣言能在险中求富贵,治理却无法产生任何经济收益,当前诸多网络平台也设立了举报渠道,但极少有举报奖励,利益联结在“制谣”和“治谣”的拔河中为谣言增加了抓地力和竞争力。谣言和治理之间是科技的战争,是对信息处理和科普水平的新挑战。对于网民来说,谣言和治理之间也是信息与认知间的战争,需自我构建科学信任机制,提升甄别水平,方能切断谣言的多米洛骨牌。
治谣还得从谣言生成的基础环境中寻找“解药”,网络谣言从平台出发,但其发酵的根本土壤还是网络。在平台前置审核水平达不到、事中控制把不住,而且监管者和受益者身份重合的情况下,网络运营商也应该共同承担起责任,抓好信息流通过程管理,房东对租客亦有监督管理的义务。
信息技术作为基础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于治理谣言起到关键性作用,应该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倾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中提到,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建议由政府引导,鼓励催生信息审核、谣言处置等第三方新业态,将裁判和运动员明确区分开来,建立起谣言治理新格局。让治理方和越线者在赏与罚之间找到经济平衡,让治谣能够持续产生经济利益,增加博弈角色、提高博弈筹码,相信谣言的生存空间会被急剧压缩。
重典治乱,猛药去疴,网络谣言治理应该继续上一些新手段了。
稿源:荆楚网(湖北日报网)
作者:尚孟琪(湖北当阳)
责编:丁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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