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大批有识之士和先进分子愤然而起，在前仆后继的探索中寻找改变困局的良方。五四运动之后，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觉醒，从迷茫走向清晰，从彷徨走向坚定，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当时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觅出路：从困惑彷徨到坚定选择
在改变近代中国困局的尝试中，无论是义和团等流血的革命，还是君主立宪等改良的运动，最后都终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地方军阀中的许多领导人并没有真正的革命觉悟，他们的斗争往往具有投机性。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何在？正在中国进步青年迷茫彷徨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湖北地区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黄负生、包惠僧、刘仁静、林育南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在民族觉醒的前列，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董必武(右二)率中共湖北省委成员参加在武汉举行的抗日集会。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供图
湖北地区先进知识分子中，一部分是从近代旧知识分子转变而来，接受过传统教育，大多参加过武昌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革命，对旧革命道路的弊端有较为深刻的反省，企盼革命新途，现在转变成为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如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等。另一部分是新式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从一开始在新式学校接受新知识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他们思维活跃、革命觉悟高，易于接受各种新思想，如恽代英、陈潭秋、林育南、刘仁静等是他们中的佼佼者。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向工人、学生等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先进革命思想。武汉成为继北京、上海后全国第三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阵地，这与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密不可分。
兴学校：弃旧图新培养革命人才
不破不立。湖北地区先进知识分子决定从思想教育开始着手，通过办学来唤醒民众，传播进步思想。被斯诺誉为“共产党里的学者”的董必武先生，为筹办学校，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迎难而上一一解决资金、校舍、教员等问题。1920 年春，董必武等先进知识分子筹办的私立武汉中学校开学，以“朴诚勇毅”作为校训，意为朴素、忠诚、勇敢和毅力恒心，这反映出了一种革命精神。在这所学校，教员非常注重对学生思想上的教育，将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理论融入教学，他们弃旧书、选新书，率先采用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语言教学。他们倡导男女平等，强调学生应阅读进步报刊书籍，启发学生学习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武汉中学的办学宗旨和教学方式，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许多师生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
武汉中学校史馆里，董必武回忆办学经历的手稿。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志兵 摄
办书社：以书为媒启发新思想
“人读群书明真理”。为启发提高工人和革命青年的觉悟，方便武汉各界进步人士阅读进步书刊，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恽代英等人在武昌横街头 18 号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规定，“无论是否买书的人，可以在营业处所观览”，恽代英的学生吴化之回忆说:“来书社的读者有钱买书的，我们欢迎，穷苦青年没钱买书，同样让他们自由阅读……”足见其设立初衷并非为了营利，而是为了推广新文化，宣传新思想。
恽代英等人于“五四”运动前后，在湖北组织了互助社、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图为1918年6月19日互助社部分成员在武昌合影。前排左三为恽代英。 （资料图）图片来源：中国青年网
在这里，湖北地区许多有志匡时济世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以“书”为媒，研读了《晨报》、《新青年》、《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进步报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入门》、《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求革命真理。利群书社主要出售的报刊刊登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1919年《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五号开设“马克思研究所”专栏。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被评论为“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见解最新的刊物之一。”大批进步青年通过利群书社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
稿源：荆楚网
作者：周叶婷（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副教授，理论中心副主任，编辑部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