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引用古语“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该句出自北宋文学大家苏轼名篇《思治论》。原文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自问自答曰：术者，“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也。意思是：向最难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目标；而政策一旦确定，则必须坚定不移执行。
《思治论》乃苏轼政论文之代表作，写于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彼时36岁的苏轼正在初仕之地凤翔任职。此前，仁宗朝曾发布过很多改革政令，包括由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但国家治理仍捉襟见肘，存在“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三大“隐患”。苏轼有感于此，遂作《思治论》。“思治论”之“治”是与“乱”相对而言的一对范畴，来自先秦儒家。如《荀子·大略》有曰：“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治”与“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影响最大、最为广泛认同的理论范畴，是对一个时代政治最终极、最全面的综合评价。
苏轼举历史上成大事者之例说明“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道理，革故鼎新之心境跃然纸上：商鞅变法触及权贵利益，遭致坚决反对，但商鞅抱定“虽千万人，吾往矣”之赴死决心，即便太子触犯法令，亦毫不犹豫惩处太子老师，铁腕变法10年，秦国从偏居一隅小国一跃成为天下之霸主；韩信率3万士兵北攻燕赵、东打齐国、南克楚国，虽千难万险阻力重重，但韩信不改征战初心，矢志不渝依计行事，最终实现了与高祖荥阳会师之约定，完成了外人看来不可能完成之任务。再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等生动事例无不证明，“犯其至难”与“图其至远”亦是一对辩证统一之“范畴”：不怀“至远”，“犯其至难”必然半途而废；不解“至难”，“图其至远”必成空中楼阁。所谓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唯有“犯其至难”涉深水，方可“图其至远”擒蛟龙。
《思治论》煌煌2000余字，表面看乃单纯针对北宋特别是仁宗一朝改革失败之所论，但实质并非某现实政治的单个问题，而是对于以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总体性思考，其“谋定在先、坚定执行”等见解，无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举凡古往今来成功者，皆为“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永葆高远志向不堕、永守前进定力不渝之仁人志士，其通过磨砺最终实现浴火重生的顽强力量和坚韧气质，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独特品格，千百年来绵延不绝激励中华民族不惧艰险、砥砺前行，书写出令世人惊叹的辉煌历史和璀璨文化。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满目疮痍到山河锦绣，从积贫积弱到国富民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今日之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伟大复兴乃“至远”之事业，亦“至难”之事业；新征程乃充满光荣之远征，亦满怀梦想之远征。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跟着新中国一路从风雨苦难中走来，一起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伟大实践中茁壮成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要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务必聚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做实“加强”文章、下足“改进”功夫，全方位提升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务必牢固树立“四个一线”意识，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信念、“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胆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勇毅担当、“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的坚定执着，积极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浩浩洪流。如是，则“至难”事业成功可待，“至远”目标实现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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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艾青（荆州市政协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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