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评论：让“不惑之年”成为“当打之年”

近期，湖北、安徽、江苏、云南等多个省份陆续发布公务员遴选公告，将报考年龄上限由35岁放宽至38岁。这一看似细微的政策调整，却在社会上激起不小涟漪，引发人们对人才选拔机制、职业发展公平的深入思考。

放宽年龄限制的政策变化，折射出我国人才观念与管理理念的深刻转型。在过去较长时间内，“35岁门槛”几乎成为许多行业招聘的隐形规则，公务员系统亦不例外。这种年龄限制固然有其历史背景与管理便利性考量，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水平提高、寿命延长以及职业发展模式的多元化，过于僵化的年龄限制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38岁新年龄线的划定，不仅是对“35岁界定”的突破，更是对人才价值认知的重要更新，昭示能力与经验不应被简单的年龄数字所束缚。

这一政策调整背后，体现了社会多重的现实需求。一方面，我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从今年开始，延迟退休逐步落地，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变长，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平均年龄有了显著提高，根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3》，我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2.25岁增长到2021年的39.42岁。在此背景下，适当放宽公务员遴选年龄限制，与国家整体劳动政策呼应，有助于实现人才资源的充分利用。同时，现代职业发展路径日益多元，许多人可能在企业、科研院所等组织工作多年后，才有志于投身公职领域。放宽年龄限制为这类人群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有利于促进政府与市场间的人才流动与经验交流。

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视角看，这一调整具有积极意义。公共服务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党政机关吸纳更多元的人才。38岁左右的职场人年届不惑，往往兼具一定实践经验和职业成熟度，能够在政策理解、群众工作、应急处理等方面具备不同视角。公务员遴选年龄放宽，有助于扩大上级机关人力来源，避免群体同质化思维，增强政府应对复杂挑战的能力。同时，这也是对临近40岁“不惑之年”的公职人员政策上的无声支持和精神上的极大鼓舞，有助于激发他们“当打之年”的干劲与激情，引导他们清醒认识临近“不惑之年”不再是对职业发展前景的限制，而是征程再启的崭新开端。当然，政策调整也面临一些落实上的挑战。如何确保选拔过程的公平公正，避免“萝卜招聘”等不规范现象，需要更加完善的监督机制。同时，岗位需求与个人能力的匹配度、不同年龄段公务员的职业发展路径等问题，都需要在政策执行中细致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公务员遴选率先放宽报考年龄对社会就业市场也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它打破了长期存在的“35岁”就业年龄歧视，有助于缓解中年群体的职业焦虑，延长职业黄金期，为社会树立了能力重于年龄的用人导向。长期来看，这一调整也将引导各类用人单位重新审视人才评价标准，推动就业市场从“年龄门槛”向“能力本位”转变，为构建终身职业发展体系提供制度保障，最终助力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高质量就业格局，形成更加包容、开放的就业环境。

公务员遴选年龄的放宽，不应被视为孤立事件，而应放在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理解。这一变化表明党政机关正在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吸纳社会人才，反映了治理理念的进步。未来，期待看到更多基于能力而非年龄的选拔标准出现，让有志之才都有机会在适合的岗位上发挥价值，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稿源：荆楚网（湖北日报网）

作者：柯娟娟（武汉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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