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评论：别让“造词”带偏了文风

近年来，各类文章、地方文件及讲话中频繁出现“造词”现象。一些新提法，如“躺平式干部”“小马拉大车”等，确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揭示社会现状，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过度造词，甚至造一些晦涩难懂的怪词、生僻词，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不仅让群众读不懂，也催生形式主义的写作内卷，更可能喧宾夺主，掩盖基层真实问题。干部写作文风应当回归质朴，多讲群众听得懂的白话，删繁就简，让表达真正服务于沟通，这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观，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文风自觉。

在近现代文学革命中，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运动”、主张“我手写我口”，就是想让书面语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明的轨道上。如今，我们所呼吁公文和宣传中的“白话”，早已不止于语言形式的简化，更代表着一种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实事求是的干部交流姿态。“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深耕基层调解三十余年，总结出“起立迎接，请坐倒水，倾听记录，交流引导，解决问题，出门相送”的24字规矩，清楚直白地道出了干部面对群众应有的工作方法。他坚持不能“夸夸其谈”地教育群众，而要多说些“沾泥土、带露珠”的家常话，把晦涩的法条掰开揉碎，用大白话讲清基层法律和案例。

干部在写作中，理应去掉冗词赘句，不要通过故弄玄虚来显得专业，而是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地表达。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不仅是“短文章”的倡导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明确要求“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他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仅548字；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中，长的不过两千字，短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足八百字；亲笔拟定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仅百余字，却镌刻了中华民族一部波澜壮阔的近代史。这些小而短的文章之所以成为经典、广受传颂，恰恰在于它们摒弃了一切冗词赘句，只留下最坚实有力的核心，让思想在简洁中获得了厚重的力量。

质朴的文风应源于实践、经得起实干的检验，而非“纸面绣花”。把事情干明白了，总结出来的文字和语句才值得人信服，比如基层治理中常说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十来个字，就像一段过而不忘的顺口溜，但背后却是几代基层调解员磨破嘴皮子、跑穿鞋底子的坚持。还有各地在优化营商环境时提出的“店小二”精神，这一词带着浓浓的烟火气，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广开，不仅是因为它的形象化，而是因为很多地方真的开始像“店小二”一样随叫随到、服务周到。企业有困难，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项目有堵点，专班跟进打通；审批有瓶颈，“帮代办”全程跑腿。“店小二”不是口头上的漂亮词，而是经得起考验、受群众认可、让干部感到自豪的称呼。

新词新话，贵在思想深刻、富有新意，而非形式上的翻新或在内容上“为赋新词强说愁”。干部动笔时，要避开对文字的花哨包装和拗口表述，把心思花在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让每一份文件、每一次讲话都真正“说人话、办实事”，让干部群众读了就懂、听了就明。这才是对文风最好的锤炼，也是对政绩观最正确的回答。

稿源：荆楚网（湖北日报网）

作者：张雅迪（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五里界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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