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杂志指出，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从1990年代初期的47%降到了2006年的36%。与此相对，美国的这一比值则高达70%！这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无法拉动内需的关键。过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低消费的原因，是中国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等），人们缺乏安全感，只有过度储蓄以防不测。但这一解释经不起数据的考验。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1990年代初期到2006年，中国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1%下降到了15%。再以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计算，同期的储蓄率已经从30%下降到了25%。消费率不是随着储蓄率的下降而上升，而是在储蓄率下降的同时也跟着下降，钱存得越少消费越少。

　　显然，内需不足无法单用储蓄率来解释。真正的原因实际上非常直截了当：中国老百姓没有钱。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1998到2005年，中国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53%下降到了41%，如果用图表上的曲线来演示，这一下降和消费率下降的曲线基本平行。相比之下，美国工资在GDP中的比例经过了长年的下降后，仍然维持在56%的水平。难怪《经济学人》惊呼：尽管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工资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的现象，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下降有中国这样急剧。

　　另外，近年来美国的工资水平虽然下降，但这种下降多少被投资收入的提高所补偿。美国的许多家庭都是持有股票的。家庭财富随着股市而上涨。在中国，虽然股市火热，但投资收入在2005年仅占GDP的2%，美国则为15%左右。更不用说，虽然中国的国民经济维持着两位数左右的高增长，储蓄的利率则低得出奇。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不及中国的一半，银行的定期储蓄利率却接近甚至超过5%，比目前GDP的增长率还高。这样的对比显示出：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挣了那么一点钱，因为缺乏社会保障而不得不维持着高储蓄（美国人仅将其收入的1%存起来），但储蓄的回报却远在市场价值之下。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财政金融系统是压低工资的根源。在中国，大型国营企业和有关系的大公司占据着各种垄断优势，可以从银行中得到低息贷款。这一点，在中国大型国企从事海外并购时就被媒体揭破：中国的大企业并购时从银行拿到了市场价值以下的利率，资本费用被人为地压低，自然出得起大价钱。难怪《华尔街日报》为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的失败而痛心疾首：中国以虚高的价钱购买美国资产，这是天下再合算不过的买卖，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可恶的贸易保护主义砸了美国人的买卖！

　　要不断给大企业这样的金融优惠，路径有两个：一是压低老百姓的储蓄利率，这样银行才能低息给大企业提供资金，任其烧钱；一是切断民间企业或中小企业的财源，或者对之只以高息贷款。这样，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就很难发展，乃至连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经济学人》在另一报道中指出，在印度的制造业中，87%的雇员就职于十人以下的小企业；在中国则仅有5%。中国在制造业上领先于印度，在服务业中落后，也和这一现实有关。制造业更讲究规模优势，服务业则更仰仗小企业的活力和创意。中国以资本密集型的模式刺激了制造业，却无意中抑制了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发展。劳动力规模成长缓慢，自然压底了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例。

　　这样的模式不改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后果严重。首先，缺乏内需，就只能过度依赖出口。一旦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患了感冒（消费下降、市场萎缩），中国经济就跟着发烧（拿不到订单、产品积压、工人失业）。另外，这一模式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触发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次级贷款危机的爆发，如今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政治上也开始左转，甚至共和党的选民也开始怀疑自由贸易的理念。这些都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远虑，而正在成为近忧。

　　中国的经济要保持长盛不衰，就必须尽早摆脱低薪模式，建立以国民收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看看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的经验就明白，日本在六十年代初战后经济恢复才十几年的时候，就提出“国民所得倍增”的计划，并提前实现，走上高薪、高福利、高附加值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起飞已经四分之一世纪，高薪的影子还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也没有建立。低薪可以帮助我们脱贫，却不能使我们致富。脱贫之后，只有高薪才能维持长期的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