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将这种现象视为中国教育不公平的表现。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简单办法，莫过于国家明令各大学按城乡人口比例招生，向农村学生倾斜；达不到一定指标，国家可按比例扣除大学的教育拨款。这样，城乡高考的录取就有了两条不同的线，将可保证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这样的政策，首先一个好处是将能创造教育公平。一般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未来的收入要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高许多。当高等教育由国家资助后，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道德困境：国家固然应该支持高等教育，但是，凭什么把比较穷困的阶层的资源转移到了比较富裕的阶层手中，使后者获得了更多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所以，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JeromeKarabel不久前干脆提出，应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谁有资格上大学。因为现在美国的考试制度，已经给了富裕阶层太多优势，甚至有百万美元打造常青藤的敲门砖之说，即富裕家庭不惜工本送孩子上各种辅导班，请各种家教、顾问，以使自己的子女在大学申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尽管美国大学纷纷在提供奖学金之外给弱势学生降低分数，但穷人子弟还是有“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感觉，富家子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仍越来越高。这是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大危机之一。

　　中国改革的大趋势，是城乡交流、融合的日益加深。弥合城乡之间的鸿沟，是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要弥合这一鸿沟，最有效的方式是从下一代开始，从教育开始。

　　中国未来几十年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这将使大量农民变成城市的产业大军；一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从劳动密集型、廉价型的经济，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经济过渡。应对这两大挑战的关键，就是在短时间内把大量农民工训练成高技术工人甚至专家。过去2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大失职，就是似乎忘记了这一使命。农民工进城后不仅得不到任何教育上的帮助，反而在子女就业等问题上受尽歧视。这使得这些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无法提高，无法成为产业结构升级需要的劳动力。大学招生向农村人口倾斜，则多少能弥补这一失职，使一部分农村人口，在年轻的时候就能接受大学教育、适应城市生活，进而成为更有创造力的劳动力大军。

　　中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出生率高，而一些大城市人口却已渐趋老化。为20年后的中国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是现在的农村人口，不在这些人身上投资，未来就很难从他们那里得到回报。

      稿源：东方早报 作者：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