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稳定压倒一切思维定势的形成，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使得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随着改革进入利益重新分配的时期，特别是由于某些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社会矛盾在不断增加或显现。于是，社会中也开始形成一种危机式思维。强调稳定无疑是正确的，在稳定压倒一切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稳定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以至有些地区、有些人常常把一些必须克服的困难、必须尽快解决的矛盾、必须尽快消除的问题，也不加分析地、无条件地与稳定问题挂起钩来，造成“凡是可能影响稳定的事情都要暂停”，把稳定问题当做躲避矛盾和问题的挡箭牌。其负面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这样一来，许多事情，特别是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了。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时机和顺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事情，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做了也就做了，但那时候我们会讲，很多条件还不具备，能拖再拖一拖。结果是把这个问题拖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更不好的时候。到时候你要付更大的成本，更大的代价。现在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你会觉得现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困难，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假如现在不去解决，你会觉得到了2012年，即五年之后，那时候你会感觉这事儿还不如在现在做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思考稳定的问题，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维，并在这个前提下，重建社会的自信，用坚定的自信来推进改革，造就社会的活力。而要重新看待与稳定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首先是对于社会稳定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有三句话。第一句话，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话，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经济持续增长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余地，很多事情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还是经济萧条的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基本稳定是说，对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们基本是认同的。有了这两条，就足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同时，也要承认社会矛盾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不能视而不见，但也不能对其性质估计过分严重。对于我们所处社会的大局，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基于这一点，我想能不能用秩序问题来代替稳定的问题，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

    总之，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准确地来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来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一方面形成柔性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形成体制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容纳能力，形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手段。另一方面，不能用这些冲突和矛盾自己吓唬自己，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包括适时有推动一些关键环节的改革，而不是延误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