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是人民群众的‘守夜人’、‘巡夜人’。深夜正是大家下班的时候，是城市管理的薄弱期，到外面去转一转，这时候看到的问题最真实，也是最需要解决的。”
　　“我深深地热爱这座城市，这里的人民。”这是2007年1月李宪生再次当选为武汉市市长时对记者说的话。一年后，李宪生升任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
　　李宪生出生于1954年，在其人生轨迹中，有着丰富的阅历，当过兵，做过工人，历任的职务有10多个，除了任十堰市委书记3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离开武汉，因而他与武汉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2002年8月，李宪生第一次当选武汉市市长。
　　武汉市民对他们这位市长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他们不要求别的，只想要一个和他们一样真正热爱武汉的市长。毋庸质疑，李宪生做到了，他对武汉深深的热爱发自于内心之中，并融入了城市管理之中。
　　“武汉在哪里”
　　武汉位于横贯东西的长江、沪汉蓉高速公路和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干线、京珠高速公路的“十字”交汇处，得中独厚，辐射四周，正好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天元”之位。然而，不管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以珠三角、长三角为重点的东部沿海开放，还是9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再到后来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家所有的政策似乎都与武汉有关，但都与武汉擦肩而过，武汉成为“政策边缘化”的城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处于“不是‘东’‘西’”的尴尬境地。
　　当“武汉塌陷”、“失意委顿的武汉”成为中部地区和众多专家学者共同关注讨论、甚至成为人们嘲弄的话题时，深爱着武汉并身为市长的李宪生正悄悄地设计着武汉前行的方向。如何重新为武汉定位？如何发挥武汉在新时期的优势和作用？拥有博士学位头衔、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李宪生压力是巨大的，他也是十分清醒的。他说：“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不能也不敢太急。在困难中急躁，就容易乱了方寸。”
　　2003年3月，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李宪生，针对武汉困局，在全国人代会上向温家宝总理连续三声追问：武汉在哪里？武汉在哪里？武汉在哪里？立时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难道武汉市市长不知道武汉在哪里？”但温家宝总理听懂了李宪生的问题———他是指武汉的作用应体现在哪里，在新时期武汉在经济地理上的定位。后来，温总理在谈话中说，武汉在哪里？武汉在中部崛起中
　　毫无疑问，李宪生不仅是一个战略家，而且是一个懂得推销城市的人。紧随李宪生追问“武汉在哪里”而来的，首先就是国内外媒体对武汉的长篇分析性深度报道，由此，武汉“借”媒体之力进行了一场成功的城市营销。随后，李宪生大胆地提出了“武汉要充当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打造武汉城市圈”、“做中部崛起的先行兵”等发展战略。2006年4月，中央关于中部崛起的“10号文件”正式出台后，武汉夺得了发展的先机。
　　海尔工业园、富士康、乙烯工程、东风本田、神龙二期、武石化扩建、武钢二冷轧二硅钢、武钢江北基地、中芯武汉工厂等一大堆项目开始落户武汉；一系列的中央、省级重点项目在武汉落地生根，城运会，八艺节，女足世界杯等大型盛会落户武汉……
　　2007年12月，历经5次修改之后，以“两型社会”为主题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花落武汉城市圈，武汉再一次在群雄逐鹿的中国城市竞争中胜出。闻听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准后，李宪生感慨万千说道：“武汉城市圈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找回大武汉，打造中部崛起战略支撑点的难得机遇！”
　　正是由于李宪生这种“大爱”，解决了武汉的发展方向问题，解决了武汉的地位问题，解决了武汉的潜力问题，才有了武汉的大变化，才使位于内地的武汉，敢于发出要跟沿海城市相媲美的强音。
　　在武汉博物馆里，收藏着一辆武汉人称之为“麻木”的电动三轮车。这辆车牌号为20001的“江城第一麻”，曾经是一名复员伤残军人赖以维持生计的工具。而如今，它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作为武汉“麻木”时代的一个见证。
　　所谓“麻木”，其实就是三轮车。武汉的“麻木”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主要是部分下肢肢残的人购买三轮摩托车作为代步工具。90年代初，部分肢残人由于就业困难，开始利用残疾车载客营运。同时，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下岗职工增多，部分下岗人员见此方式投入少，见效快，纷纷仿效购车营运。短短几年，“麻木”数量迅速膨胀，据不完全统计，至2003年上半年，全市有“麻木”数万辆从事营运，形成了武汉市别具一格的“麻木大军”。
　　“麻木”的出现与武汉三镇现代化的交通形成极不协调的一幕，人们戏称武汉为一个“大集镇”、“全国最大的县城”，它困扰了武汉14年。在全国历年的城市评比中，“麻木”都严重影响武汉的成绩。一些外商准备来投资，但看到满街乱窜的“麻木”后，投资便没了下文。据统计，自1998年以来，武汉市因“麻木”违章引发交通事故3300余起，造成275人受伤，207人死亡。“麻木”这种落后的交通工具阻碍了武汉市城市交通发展的文明进程，更严重阻碍了武汉迈向现代化国际性大城市的步伐，已成为江城的公害。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品味，坚决取缔“麻木”的市民呼声日益高涨。
　　这时，武汉市委、市政府选择了一个非常有策略的方式，决定让市民自己来选择要不要“麻木”。调查结果显示，830万市民绝大多数赞成取缔。但是3万多“麻木”车主多是伤残人员等困难群体，取缔“麻木”等于切断了他们的生计，政府岂能放任不管？“虽然相对于830万市民，这是不到1%的小部分人利益，但是依法行政也必须要照顾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李宪生说。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武汉市政府提出了“依法行政，有情操作”的理念。在禁麻措施得到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通过之后，2003年5月19日，武汉市作出了类似于“赎买”的政策，由财政拿出1。5亿元左右回收三轮车，并为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三轮车主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一套激励机制，凡是在规定期限内交出三轮车的，可以得到市区两级政府提供的奖金。6月初，武汉市又把出租车起步价调低到3元，延伸了公交车线路，方便群众的出行。事情进展的顺利程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从5月20日第一辆“麻木”上交开始，到6月24日一个月的时间里，武汉市回收了全部37000辆“麻木”，没有引起任何社会震荡。随之，武汉“禁麻”做为中国城市管理艺术中最经典的案例之一，获得了广泛传播。
　　武汉在深入总结禁麻成功的经验时，逐渐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交由群众自己讨论决定，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有情操作”。对此，市长李宪生的体会是：“我们政府要充分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
　　第一个上交“麻木”的车主吴后刚印证了李宪生的话。他说：我是第一位交车的有证三轮车主。我和爱人下岗后就靠开“麻木”，“麻木”成了我家的生活支柱。5月19日深夜，社区领导上门做我们的工作，我和爱人翻来覆去睡不着。但是，第二天凌晨，我们仍然第一个交车，领到了车子回收款和两个月过渡生活费。区里还给我办低保手续，这下我心里踏实了。
　　从领导科学的角度看，“依法行政，有情操作”，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领导艺术。作为领导者，如果都能象李宪生一样，善待人民、爱护百姓，得到百姓的支持、拥护，那么还有什么困难解决不了呢？
　　“做市民的守夜人”
　　李宪生说：“我这人一不懒、二不贪，这是我最自信的地方。我了解武汉，会更热情、更执着地为武汉做事。我熟悉武汉，对她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我愿意付出全部心血，让她成为心目中最美的天堂。”
　　过去的几年里，李宪生一直努力这样做着。据李宪生身边工作人员介绍，他经常晚上驱车在街上转，发现问题马上打电话叫来相关负责人处理，有时会转到晚上11点。当有记者问到这个事情时，李宪生笑着说道：“政府应是人民群众的‘守夜人’、‘巡夜人’。深夜正是大家下班的时候，是城市管理的薄弱期，到外面去转一转，这时候看到的问题最真实，也是最需要解决的。”他又笑道：“不少部门负责人称最怕‘半夜机叫’（指手机在半夜响起），肯定是有事情要解决。有时会到晚上11点，现场要求一些部门领导处理问题。我巡视守夜，是想看到最真实、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从李宪生的话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他所管理的这座城市的爱，对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市民的爱。对此，李宪生说道：“亲民，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站在群众的基础上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想法。”正是因为有着这份“大爱”，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武汉会成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会是下一个上海，也会是下一个香港！”
　　稿源：决策杂志
　　作者：苏洁 曲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