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在《昆明日报》上公布电话号码，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可是，一些昆明市民拨打官员电话之后，发现无人接听，于是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各级领导又一次“作秀”。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武汉等一些城市就实行了市长电话号码公开制度，市政府官员昼夜轮流值班接听电话。笔者曾经在市政府工作一段时间，有幸了解市长电话的运作流程。进入本世纪之后，各地的市长电话几乎销声匿迹。昆明市委、市政府公开电话号码，无疑是旧话重提，但会不会无疾而终，人们还需拭目以待。
　　官员公开工作电话号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常态，也是法律的基本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时刻面对选民，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决策水平，纠正工作失误，争取选民的支持。如果官员公开电话号码后，无人接听，那么，公开电话号码的举动就是对选民的戏弄。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如果政府承诺公开信息或者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公开信息，政府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也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政府机关及其官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公开电话号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选民进行投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没有按时处理，那么，政府机关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电话公开制度如果没有制裁要素，那么，公开电话号码就变得毫无意义。
　　许多民主国家政府官员之所以愿意公开电话号码，除了法律约束之外，还与他们的选举体制有关。如果政府官员不接听电话，或者对选民电话投诉不予重视，敷衍塞责，那么，选民可以用选票直接惩罚他。所以，在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的同时，还应当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尽快实行社区居民自治制度，让社区居民利用自己的选票选举产生政府官员。只有这样，才能把官样文章变成扎扎实实地惠民举动。
　　一些新闻评论者的认为，强迫各级党政机关官员公开电话号码，是人治的表现。也有一些评论者直言不讳，认为这是“一个人”的改革，而不是一个“官员”的改革，这些评论用词尖刻，但确实振聋发聩。上个世纪全国各地市长电话销声匿迹的现象足以说明，如果缺乏严格的制度支撑，或者没有自上而下的民主体制改革，那么，所谓雷厉风行的政府信息公开举措，到头来肯定会昙花一现，成为选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笔者不愿意给昆明市委、市政府的改革泼冷水，但是，改革者必须意识到，这样的改革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惰性问题。市委书记纵有三头六臂，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没有强有力的选民监督，那么，这些改革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稿源：荆楚网 作者：乔新生(湖北省传播法研究会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