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湖北省传播法研究会会长
　　发生在西藏拉萨和其他地区的3。14打砸抢事件，充分暴露了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丑恶嘴脸。少数西藏寺庙僧尼参与骚乱活动，已经严重玷污了佛教教义，根本不是什么和平政治示威活动，而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达赖集团之所以撕开和平的画皮，露出狰狞的面目，从近期来看是为了配合台湾的所谓选举活动，为中国举办奥运会设置障碍。现在，达赖集团已经日暮途穷，达赖作为分裂势力的领袖，其影响力正在下降。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他煽动西藏一些青年从事暴力活动，以显示自己的存在，从而继续宣传他的所谓“西藏自治”主张。
　　达赖集团在海外组建的机构，已经演变成为彻头彻尾的暴力分裂组织。如果对达赖集团的政治图谋不公开予以揭露，那么，达赖集团还会制造更大的事端。
　　西方媒体不明真相，认为这是一起寻求自治的和平示威活动。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分工、有组织、有目的充满血腥的暴力事件。
　　自从1959年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出发，一直与其保持联系。但是，1959年6月，达赖发表声明，宣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在某些西方势力的支持下，上个世纪的60年代，达赖集团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召开所谓的“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的西藏“宪法”，规定“达赖任国家首脑”，“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可认可”。这样，达赖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彻底宣布与祖国决裂。
　　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组建“四水六岗卫教军”，公开策划与组织针对祖国的军事袭扰活动，给西藏边境地区的治安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上个世纪的80年代，由于祖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际社会逐渐地了解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对达赖集团两面三刀的宣传伎俩有所警惕。所以，达赖集团不得不改变策略，逐渐淡化西藏独立的主张，炮制所谓“中间道路”，把谋求西藏独立，改为谋求西藏自治，提出了所谓的“五点计划”、“七点新建议”，其实质是在西方社会树立所谓的和平形象。果不其然，达赖在国际社会的政治表现，赢得了某些势力的同情和支持，达赖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的东欧剧变，使达赖集团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他们重新宣扬西藏独立。1991年3月，达赖向新闻媒体公开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并且修改所谓的“宪法”，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建立政教合一的政府，向国外的藏族同胞征收“独立税”。
　　然而，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政局的日益稳定，达赖集团谋求独立的主张又一次遭受挫败。所以，1994年达赖集团又一次修改自己的政治策划书，宣布不再谋求所谓的“西藏独立”，而是要求在“大藏区”实现“高度自治”。
　　纵观达赖集团的政治主张，人们不难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原教旨主义、分裂主义，排外主义令人发指。如果他们的政治主张得以实现，那么，西藏地区乃至青藏高原将会成为人间地狱。
　　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核心小组发表演讲，提出了所谓“五点计划”，包括中国军队和警察撤出大藏区，使整个大藏区成为非军事区、缓冲区；藏族以外的异族人全部撤离大藏区；藏族人可以自由选举自己的领袖；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撤出中国的军事设施，不允许在西藏生产和试验核武器；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谈判。这个据称是外国人帮助起草的所谓和平计划，是一个赤裸裸的独立宣言。
　　首先，达赖所主张的所谓大藏区，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在青藏高原四川盆地，不同民族的同胞长期居住在一起，他们和睦相处，栉风沐雨，共同建设美好家园。为了维护当地的治安环境，当地居民选举政府组织，带领当地居民致富奔小康；为了保卫国家的边疆，中国军队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履行着自己的神圣职责。将军队赶出这些地区，就意味着丧失主权；撤销当地警察组织，就意味着容忍叛乱分子为所欲为。就连达赖喇嘛所创办的《西藏杂志》编辑都承认，达赖喇嘛西藏和平五点计划，无异于西藏独立。
　　其次，将其他种族的居民赶出西藏地区，毫无疑问是在进行种族清洗。这种只有纳粹分子才能提出的建议，居然能够得到美国一些议员的高度认同，可见一些国家的邪恶帝国主义扩张活动是何等猖獗。不同民族的居民祖祖辈辈居住在青藏高原四川盆地，他们以此为家，辛苦劳作，可是，达赖集团居然要将他们赶出自己的家园，这是一种多么残忍的恐怖行径。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恐怖清洗，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如今达赖集团居然要在美丽的青藏高原实行种族清洗，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那么，将会在这片高原净土上出现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大屠杀。
　　第三，所谓“藏族人可以自由选举自己的领袖”，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谎言。现代民主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民主政治必须以法制为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所谓的民主选举，就是实现多数人的暴政。从达赖集团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根本不是在搞什么民主选举，而是准备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集权统治国家。在这个国家，达赖喇嘛是他们的终身“首脑”，所谓“自由选举自己的领袖”，就是实行种族排外政策，将那些少数民族通过“民主”的方式赶尽杀绝。
　　第四，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是中国政府矢志不移的目标。达赖集团移花接木，将中国政府已经进行或者正在进行的事情，看作是他们的工作计划。他们要求撤出军事设施，别有用心地将军事设施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以此来争取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同情，制造一个所谓的与世隔绝的净土假象。其实，达赖集团不断实施的暴力恐怖活动，才是破坏西藏环境的罪魁祸首。如果西藏实现真正的和平，那么，西藏人民将会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家园。
　　第五，就西藏未来的地位进行谈判，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政治谎言。西藏自古是中国的领土，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只是达赖集团是否赞同一个中国，是否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问题的谈判。如果希望通过谈判达到他们借助军事手段无法达到的目的，那么，这样的谈判过去不可能进行，现在不可能进行，将来也不可能进行。西藏高原是一块美丽的净土，可是少数宗教领袖打着和平的旗号，在世界各地欺世盗名，已经严重违反了宗教清规戒律，也极大地伤害了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只要他们不放弃分裂祖国的政治主张，那么，就不应该与他们进行政治谈判。
　　从达赖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来看，他在自己的独立宣言上覆盖了和平主义、宗教主义、民主主义、环保主义、非暴力主义等一系列旗帜，想以此来迷惑世界各国人民。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他的和平主义，就是为自己的独立创造条件；他的宗教主义就是种族清洗；他的民主主义就是多数人的暴政；他的环保主义就是欺世盗名。在一系列非暴力主义的口号掩护之下，他们在拉萨和其他地区煽动武装暴乱，在宗教的外衣包裹下，从事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所以，如果不对其行为加以揭露，那么，达赖集团还会在国际社会招摇撞骗，吸引更多同情的目光。
　　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厅散发演讲稿，提出了所谓的西藏问题“斯特拉斯堡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公然提出，西藏应该成为一个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关系，直接提出了分裂中国的主张，以国家之间的“联盟”掩盖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部分的事实。他提出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将西藏独立政策具体化，通过所谓的外交存在，谋求长期的事实上的西藏独立。他提出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丝毫没有意识到国际法的存在，没有意识到只有国际组织承认的国家才有权在国际公约签字。这种通过变相手段分裂国家的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判。他提出西藏人民选举大藏区的政府首脑，政府拥有独立的财政、立法、行政、司法权，这是无视宪法基本常识，建立自治王国的自白书。他提出西藏的经济、社会体制根据西藏人民意愿来决定，从表面上来看，是在发展民主，但是他忘记了在现代民主国家，宪法才是整个国家公民的共同章程，如果无视宪法的存在，那么，所谓的西藏民主就会成为少数宗教领袖实行种族清洗的民主。他要求在西藏禁止核武器和其他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表面上看是和平主义的主张，但是，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无非是想在国际社会争取和平主义者的好感，在西藏境内为他们谋求独立预留空间。他提出召开由英美等国家参加的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大藏区实现非军事化、非核化，无非是想将中国的内政问题国际化，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多活动的机会。这种表面上寻求自治，可是字字句句却表达独立意愿的所谓“七点建议”，只能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国际人士，但根本无法欺骗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了解西藏的历史，看到了西藏发展的前景，彻底认清了达赖的真实面目。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西藏重新回到农奴时代，决不允许少数宗教领袖，披着宗教的外衣，在世界各地招摇撞骗。
　　当前，达赖集团之所以在国际社会存在活动空间，原因非常复杂。首先，西方一些国家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利用一切机会颠覆中国。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他们虽然无法改变中国的政权，但却可以给中国制造无尽的麻烦。而达赖就是一个典型的麻烦制造者。所以，他们对达赖施以小恩小惠，让他在国际社会制造各种谣言，甚至在西藏境内制造武装暴乱。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达赖问题，必须与西方国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让他们意识到，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其次，达赖集团善于包装，他们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在自己的身上涂抹上一层又一层的政治色彩，以此来赢得少数不明真相的国际人士的广泛同情。在冷战时期，达赖集团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培训和资助，在西藏地区从事武装叛乱活动。冷战结束之后，达赖集团看到东欧一些国家发生的变化，于是重新挑起独立的旗帜，希望以此来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声援。但是，在国际社会强调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时候，达赖集团不得不收起他们的爪牙，摆出一副弱者的形象，在国际场合摇尾乞怜，想以此来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们借用了和平主义的主张，借用非核化的旗帜，借用了环保主义的理念，也借用了民主主义的理论，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掩盖其分裂祖国的历史事实。过去我们只注意达赖的分裂本质，而忘记了他披在自己身上的各类包装，现在，我们要剥下他身上的层层伪装，要让他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只有这样，才能迫使他面对现实，接受真正的和平主义主张。
　　第三，在对外宣传方面，我们强调西藏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没有通过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深刻揭露达赖喇嘛在西藏推行农奴制度给西藏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民主是一个世界上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念，不是达赖喇嘛的专利，更不是达赖喇嘛谋求西藏独立的借口。中国的民主发展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达赖问题解决之后，只要他赞成一个中国，表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么，他可以提出自己的民主政治主张，可以依照宪法和法律，在充分尊重包括藏族同胞在内各族人民意志基础上，在西藏地区发展民主。可是，如果试图谋求独立王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在世界各地招摇撞骗，那么，他的所谓民主口号就是欺世盗名，言不由衷。所以，今后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应当旗帜鲜明地发表民主纲领，广泛宣传西藏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深刻揭露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西藏宗教贵族是如何骑在奴隶头上作威作福的。要让世界人民意识到，西藏人们从来都没有享受到今天这样的民主。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在民主问题上将会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达赖喇嘛作为一个叛国者，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宣告精神破产。现在，中国政府必须考虑后达赖时期西藏的各项事务。按照藏传佛教的规则和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制定的有关宗教规则，达赖去世之后，中央政府将会通过“金瓶掣签”寻找转世灵童。第十四世达赖作为个体将不复存在，但是他所豢养的达赖集团将会继续危害世界。如果失去了宗教领袖，那么，这一群叛国分子很可能变成世界上重要的恐怖集团。不排除这个恐怖集团与世界上其他恐怖分子同流合污，在世界各地制造动乱的情况出现。所以，中央政府应当采取断然措施，在揭露达赖真相的同时，尽早宣布组织策划武装暴乱的犯罪组织为国际恐怖组织，并且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通缉令，让一切敢于挑战人类尊严的犯罪集团受到法律的严惩。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如果我们对恐怖分子采取绥靖政策，那么，他们一定会不断变换包装，在国际社会制造事端。反过来，如果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一劳永逸地解决叛乱分子，彻底摧毁他们的老巢，将那些首恶分子绳之以法，那么，有关问题将会得到彻底的解决。当前，土耳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欧洲一些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对待国内分裂势力的做法，值得中国政府借鉴。在反对分裂、打击恐怖分子方面，各国之间应进行广泛的交流。只要中国政府彻底撕去达赖集团的种种包装，让达赖集团及其幕后支持者暴露于正义的阳光之下，那么，达赖的国际活动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达赖集团作为恐怖势力将会成为千夫所指。
　　近期，中国政府可将西藏拉萨地区和甘肃乃至其他地区发生的骚乱画面，提供给各国大使馆，并且通过对外宣传机构，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传西藏的发展历史，让国际社会深入了解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让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政府严厉打击恐怖势力的活动。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应当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规则，防止中国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巴尔干化”。西藏问题给中国政府最大的启示是，在充分尊重公民宪法宗教自由的前提下，必须制定具体的法律制度，防止少数宗教团体或者宗教人士，利用宗教信仰，鼓吹分裂主义，利用信教群众，煽动民粹主义，利用民主的手段，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中国已经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是在兴盛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宗教势力、家族势力、黑恶势力，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会在国际形势不断变化过程中，分化组合，采取各种方式对中国的发展构成威胁。所以，中国的驻外使团在保护侨民、宣传中国的文化和经济改革成就时，还必须加强各种信息情报工作。现在，中国的信息情报战线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急功近利现象，少数情报工作人员忙于出政绩，居高临下，不愿与社会各界人士相互融合。情报战线工作人员同样需要学习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感动人为出发点，以尊重人为基本的交往规则，以雄辩的事实说服人，绝对不能利用国家提供的宝贵资源，漫天撒网，广种薄收。西藏地区流往海外的一些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对西藏未来的发展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中央政府提出各种不合理的要求。如果海外情报机关工作人员能够真心实意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反映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走出历史的误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那么，他们将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中国的情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充分意识到，韬光养晦不是回避斗争；坚持原则不是不讲人情；捍卫主权必须感化人心；和平谈判必须以理服人。
　　中国的历史发展事实表明，祖国统一才标志着国家的强盛，而国家强盛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社会，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念与捍卫国家主权并行不悖；求同存异必须是在坚持国际准则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那些分裂破坏势力，那么，我们的正义事业就会困难重重；如果我们学会换位思考，用国际通行的语言和价值标准，捍卫我们的正当利益，那么，我们的朋友就一定遍天下。
　　稿源：荆楚网 作者：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