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25日，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用膝盖锁喉长达7分多钟后死亡。这一事件犹如导火索一般，在全美引爆了被认为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游行示威活动。民众的不满与愤怒所引发的骚乱，不但波及近美国境内75座城市，也让全世界将目光再次集中到美国种族歧视这个“顽固”的问题上。
美国《独立宣言》虽然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其实从美国立国之初种族歧视现象就屡见不鲜。在北美殖民地创建和西部开发时期，屠杀、驱赶印第安原住民是其基本政策之一。而从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到美国南北战争数百年间，非洲奴隶贸易盛行，大量非洲奴隶被劳役虐待致死，针对非洲裔的种族隔离制度也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才逐步得到废止。到了今天，尽管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有所改观，但在骨子里美国社会依然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以及新教徒为尊，所有不符合这些特性的种族、族群和宗教文化群体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视。
长期以来，非洲裔美国人在教育程度、医疗服务、生活水平等方面都与白人有着明显的差距。其中，执法领域历来就是美国种族歧视的重灾区。警察滥用职权杀害非裔并非是孤立事件，而已经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行为模式。美国联邦统计数据分析显示，非洲裔青年男性被警察射杀的风险比白人青年男性高21倍，15岁至19岁的非洲裔男性被射杀率高达31.17%，而同年龄段的白人男性被射杀率仅为1.47%。据美国相关网站统计，2013年美国至少有301名非洲裔遭警察枪杀，2014年为320人，2015年为351人，2016年为309人，2017年为282人，2018年为260人。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会采取双重标准。2016年2月17日，非洲裔男子加斯顿在经历严重车祸导致神志恍惚的状态下，被辛辛那提三名警察开枪击毙。同年9月16日，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手无寸铁的非洲裔男子克拉彻在高举双手背向警察的情况下被白人警察开枪击毙。而在12月6日，28岁的白人韦尔奇携带半自动步枪进入华盛顿西北部一家餐厅，之后放下武器从餐厅走出，背向警察双手举起，警察则没有开枪。明显的是，相似事件的不同结果突出表明了警察对待非洲裔和白人态度完全不同。种族歧视、暴力执法、双重标准等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恶行循环，美国国内因为种族仇恨导致的犯罪数量居高不下。从4月29日至5月2日，洛杉矶全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打、砸、抢、烧行为。暴乱还向其他城市蔓延，拉斯维加斯、旧金山、芝加哥等地也相继发生了骚乱。整个事件导致五千多栋建筑物被毁，数千人伤亡。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报告，2017年美国的仇恨犯罪创2001年以来最大年度涨幅，上升超过17%。在7175起仇恨犯罪案件中，约60%的犯罪涉种族歧视，近50%的受害者是非洲裔。
另外，此次由弗洛依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之所以如此激烈，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也有着莫大的关系。由于政府在初期的应对不力，目前美国疫情恶化趋势明显。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6月30日晚6时统计数据，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62.3万人，死亡127258人。在50个州中，有36州新增病例数呈上升趋势，其中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等疫情严重。现在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人数超过了朝鲜战争以来美国经历的任何一次冲突。而在美国持续几个月的疫情期间，相比其他族群，非洲裔的处境最为糟糕。由于非洲裔人口集中就业的低端服务业是疫情中裁员的重灾区，再加上工作不稳定、经济收入低、家庭无储蓄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非洲裔被感染的几率更高，而且更缺乏抗御风险的能力。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华盛顿、密歇根、堪萨斯等州，黑人死亡率是白人的三至七倍。在全国范围内，每10万非洲裔美国人中就有50.3人因新冠肺炎死亡，而白人为20.7。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曾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世人清楚地看见，黑人与白人在卫生方面的不平等是多么不可接受。以上种种，都成为了此次“弗洛依德之火”的“助燃剂”。
无疑，疫情时期爆发的抗议又一次将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摆到了世人面前。在6月1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布基纳法索驻联合国办事处为代表的非洲国家要求，决定将在第43届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就有关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警察暴行和暴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指控举行紧急辩论。在此之前，就弗洛伊德死亡事件，联合国相关人权机构已经多次发声谴责美国执法机构的种族主义暴行。不难看出，一直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此次却在全世界面前被人权问题狠狠地“打脸”，可谓是莫大的讽刺。
作者：兰顺正 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