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评论：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指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明确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之所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根本在于其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内在逻辑和实践上的关联。

一、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内容和必经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城市的现代化，又是农村的现代化，是城乡协调发展，共同实现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乡协调融合发展是其应用内容和基本要求。其实，我国的农村和城市从来都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从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来讲，城市产生于农村，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农产品、积累资金和提供人力资源，而城市为农村提供生产资料供给和农产品销售市场。城乡这种相互需要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正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底层逻辑和坚实基础。实际上，现代化不仅不能让城乡分离，相反要通过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城市又带动和反哺农村的方式实现城乡的融合发展，进而实现现代化。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我国城乡之所以出现一定的差距，是多种因素所导致的。既是城乡自然和历史条件的差异所致，又是曾经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结果，当然也是由经济发展规律的影响。在城乡交流过程中，农村总处于弱势和被动的地位，农村服务于城市的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也绝没有离开农村而存在的城市。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具有一定实力的城市，势必会带动和反哺农村，带动农村的发展。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它要求城乡的共同富裕和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城乡融合发展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因为，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要解决城乡存在个人收入的差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别。只有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才能来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实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让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实际上，从近些年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等战略举措来看，都是在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实施城乡融合发展之策。从我国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2.57%、2017年的58.52%、2023年的66.16%的演变来看，足以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从 “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逐步演变和融合的过程， 这是一个对城乡关系的认识深化和不断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过程。

二、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和重要标识

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基本国情的现代化，是现实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不同西方现代化，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其中农村人口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之一。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大，人口规模大，即便是在今天城镇化率超过66%的情况下，仍然有近5亿农村人口，到2035年仍然会有3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要实现中国现代化，就不能忽视亿万农村人口的现代化。特别是在当下，我国农村虽然有巨大发展，但依然是现代化的短板和跛腿，广大的农村还存在着“空心化”、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与城市差距过大等现实问题。事实上，我国农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改变的只是农村空间环境和居住人口的数量及其生产生活方式变化而已。因此，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的非农化。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一般来说，现代化既有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共性特征，又有各自的特色，各自路径选择。西方式现代化走的是串联式发展的轨迹，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市化是在适应工业化要求下而逐步实现的，这让农村现代化有充足的发展时间和空间。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和叠加的现代化，其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同步进行，并列发展的。因此，城乡融合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阶段，而且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区别西方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识，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水平的标准。如果我国城乡差距扩大，或者只重视城市现代化，忽视农村现代化，那就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因此，只有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村现代化的水平，提高城市化的比例，让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两翼”，同向而飞，共同发展，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才是“两轮”驱动和“一体两翼”的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早日实现。

三、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路径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能够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因为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简单的城乡空间和人口的加减，而是城乡人口的融合、生产和市场的融通，城乡观念的碰撞和融合等。长期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导致了城乡之间的隔阂和发展的差距。过去国家政策重点侧重于城市，使用的政策手段是城市带动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虽然政策立意是好的，但没有体现平等的城乡关系，没有把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是把农村放在了城市的从属地位，使其被动地去接收城市发展的带动和辐射，因而弱化了农村的主体意识，没能激发农村内生活力。在实践上，尽管城乡一体化不断推进，但生产要素交换不平等，除了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公共投入不平衡之外，农村大量资源流向城市。比如，农民在城市购房、送孩子城市上学，到城市消费等。农村资本向城市单向流动，进一步加重了农村“空心化”问题，而城镇化快速推进也加速农村社会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因此，要破解这些体制制度性的障碍，观念上的桎梏和实践中的困局，就必须树立城乡共同体意识，大力推进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要构建一个平等的城乡关系，把农村和城市放在平等、相互需要和相互成就的位置，实现城乡资源的双向交互和双向流动，让“农民进城，市民下乡”，让农村为城市提供丰富的农产品，城市为农村提供教育人才技术服务和农产品的市场，城乡在相互需要中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城乡融合发展要以县域发展为载体。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平台和载体，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条件和支持。因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就需要大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解决县域发展不充分问题。要推动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经济发展，为城乡的融合提供资源，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机制，夯实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促进产业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度融合，实现城市和乡村互补互促、共同繁荣。 发挥县城的支撑作用。就是用好县城的城乡融合发展的连接点的作用。县城位于“城尾乡头”，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2021年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亿人。其中，1472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约65%。推进县城建设，既有利于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又有利于辐射带动乡村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有利于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的衔接配合。

城乡融合发展要在新“四化”协同下进行。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孤立发展，而是协调协同发展。要促进产业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度融合，实现城市和乡村互补互促、共同繁荣。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同时，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做好新时代乡村治理。 总之，城乡融合要两头用力和多方合力，既要发挥城市辐射带头作用，增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又要汇集政府、企业和社会众力，激活农村内生力，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磅礴伟力。

稿源：荆楚网（湖北日报网）

作者：阎占定（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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