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评论：以制度化评价牵引新型高校智库高质量发展

高校具有学科齐全、基础研究扎实、高层次人才汇聚等新型智库建设的天然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有力促进了新型高校智库的快速发展。2014年2月，教育部印发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提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2015年1月，《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推动高校智库发展完善。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202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提出，要以能力提升为重点，统筹推进高校智库建设，优化高校智库发展环境，建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十余年来，新型高校智库已经成为我国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取得较大进步。29家试点建设的国家高端智库中，高校智库有8家。截至2025年6月底，1106家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中，高校智库810家，占比73.2%；18662位CTTI收录智库专家中，15576位就职于高校，占比83.5%，涵盖教授至博士后等多元群体。

总体上看，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满足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需求的要求来看，新型高校智库仍然存在咨政服务能力跟不上新发展、不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智库准入标准不明确，“有库无智”“库多智少”“虚多实少”；智库研究成果重数量轻质量，多为经验总结或是政策阐释和评估，难以转化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政策储备性的决策研究；智库人才队伍存在短板，各类人才的生产力得以充分激发的局面尚未形成；智政精准对接机制缺失，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咨政研究与政策运行脱节。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新型高校智库制度化评价的缺位。目前，虽然一些省份制定了本省新型智库的评估办法，并进行了相应的智库评价探索，但是，这些实践尚未真正发挥促进智库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作用。事实上，制度化评价是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系统性引导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机制。它不仅是衡量智库成果质量的工具，更是引导智库发展方向、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咨政服务能力的重要杠杆。鉴此，亟待通过制度化评价牵引新型高校智库高质量发展。

一是树立精准导向的评价理念，明晰新型智库准入与评价标杆。基于高校专业定位实施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的高校智库明确差异化发展路径，避免盲目跟风，通过评价机制推动智库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型，实现错位发展与特色竞争。确立“科学评价、实践导向、以评促建”的评价原则，坚持运用科学方法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过程与成效相统一，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突出实践导向，重点考察成果是否进入决策程序、是否解决现实问题；强化以评促建的功能，通过评价诊断短板、发现潜力，推动高校和智库主动优化研究布局、完善运行机制、提升服务能力，真正实现从“重评审”向“重建设”转变。构建以影响力为核心的多维评价体系，将评价重心由“做了什么”转向“做成了什么”，重点考察智库成果在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中的实际贡献，推动智库从“有库”向“有智”“强智”跃升。

二是建立质量导向的成果评价体系，引导成果向战略前瞻型转型。在价值性方面，重点考核研究成果与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发展痛点的契合度，通过需求对接记录、调研覆盖范围等量化指标，考察验证研究的针对性，并强化问题导向，确保选题源于真问题、服务真需求，避免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在专业性方面，侧重评价成果的学理支撑力度、数据支撑强度与逻辑严谨性，杜绝空泛化、同质化的政策阐释，强调跨学科融合与方法创新，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解释力。在应用性方面，摒弃“唯批示论”，按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分层设置成果采纳权重，同时将社会效益、行业认可度、长期政策影响纳入评价，既重视短期应急成果，也关注长期前瞻研究， 并通过跟踪问效机制评价成果的持续影响力与转化实效。

三是构建赋能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激活人才队伍创新潜能。一方面，既关注人才的理论功底与研究能力，也重视其政策解读能力、实践调研能力与跨学科协作能力，并予以引导与激励。另一方面，建立培育、激励、约束的全链条机制，为智库人才提供政策实践、跨部门交流等培育平台，设立咨政贡献专项奖励，对表现突出的人才在课题申报、人才引进中予以倾斜；对长期无实质咨政产出、缺乏实践参与的人员，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通过科学的人才评价，激发教师、研究生等各类群体参与智库研究的积极性和长效性，推动形成资深专家领衔、青年学者骨干、跨学科协同的复合型人才梯队，夯实智库咨政能力的人才基础。

四是完善协同导向的对接评价机制，打通智政融合制度通道。在对接渠道上，考核智库是否通过驻点研究、联合调研、第三方评价等形式深度嵌入政府决策流程，是否建立决策需求清单对接制度；在协同深度上，评价智库与决策部门是否开展共建研究基地、联合攻关等协同创新，是否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精准匹配；在长效性上，关注是否形成决策需求反馈、智库研究响应、成果应用评价、优化研究方向的闭环机制。同时将协同成效与智库评价结果挂钩，对建立健全制度性对接机制、咨政成果转化率高的智库予以倾斜，引导智库主动打破单向服务的思维，与决策部门形成共同研判问题、联合开展研究、协同推动落地的良性互动，从制度上打通智政融合的“最后一公里”。

稿源：荆楚网（湖北日报网）

作者：王鹏（华中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人文社科处副处长、研究员）；赵俊然（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曾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