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中部崛起需要放大“后发效应”

     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激情推进中，能否重视前几个区域战略进程中的反思，放大“后发效应”，是中部能否崛起的关键，也是全国上下对这一“轮”发展战略的期许

　　中央研究促进中部崛起的会议，再次引爆中部六省的激情。这几天，人们听到中部地方最多的一句话便是：“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了。”

　　确实，从沿海地区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及至去年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２７年间，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局部重点走向全局，从非均衡走向均衡，从周边地带走向腹心，从沿海走向内地，完成了一个轮回。

　　“轮到”，既反映了中部地区渴望获得重大机遇的急迫之情，同时，也道出难度。不仅在于中部可能无法享受具有特殊性、引爆性的政策，而且，还得面临更大难题：与其他区域不同，中部最主要的特征，是与全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即“城乡二元结构”具有最强的一致性，最为典型和集中了“三农”问题，这就意味着，中部的崛起可能很难找到“抓手”和“牛鼻子”，它一开始就必须着眼于解决综合性、系统性的问题。

　　不过，后发也有后发的效应。前几个区域发展战略中，都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各方对区域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特别是对于那些弯路与反思，完全可以令中部地区“踩着梯子上楼”。

　　今天的中部崛起情形与２０年前的沿海地区很有些相似：面临着大开发、大开放的机遇。那时“惟我独放”的沿海开放地区，曾有过招商引资上急躁的“捡到篮里都是菜”，给今天的长三角、珠三角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埋下伏笔，那么，现在“塌陷”的中部心情会不会更急躁？会不会在更加激烈的项目、资金争夺战中出现某些“失守”？而东部沿海地区逐渐拱起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是否能给中部一个启发：中部在打造省域经济增长极的同时，可否通过市场的力量，加快区域产业分工与市场、资源要素的一体化，顺应城市群战略？

　　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后，各界也曾寄望，西部地区必定迎来投资高潮。几年过去，西部的经济发展速度确实达到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但”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目标不仅未实现，反有扩大之势。有调查数据表明：在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４年间，西部与东部增长率的差距由２．５４个百分点扩大到８．３９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在全国进出口和实际吸收外资中的比重均有下降。

　　这无疑也是一个提示：我们是不是高估了廉价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源禀赋在吸引资金与项目上的作用？对产业转移带来的实际效果太过乐观？产业低度化是中部发展滞后于东部的主要原因，产业转移本身也势不可违，但中部崛起的战略选择，能不能“反梯度”一下，以培育壮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为突破口，实现跨越式发展呢？

　　中部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同打上较深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传统产业强大。很多人反思认为，东北地区的权力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间不匹配，造成现在当地热衷“项目挂帅”。“抓项目”与过去的“跑项目”本质上一脉相承，更严重的是，由于市场失灵，项目更多是依靠官员抓而不是企业做主，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从而产生了腐败这一“新东北现象”。现在，中部要求比照东北政策的呼声很高，那么，中部地区在崛起的过程中，怎样去规避“新东北现象”呢？

　　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激情推进中，能否重视前几个区域战略进程中的反思，放大“后发效应”，是中部能否崛起的关键，也是全国上下对这一“轮”发展战略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