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桥下的困境 还需草根的勃兴

　　有时候把两则新闻放在一起读是很有意思的事，类似的情景，迥异的命运，让人觉出别样的滋味。
　　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与武汉大学数次沟通未果后，武汉市政府决定在学校侧门兴建一座高架桥，但工程随即被武汉大学成功阻止。武大与武汉市同属副部级单位，4.7万名学生中有人提出了“游行申请”———截至目前高架桥工地仍未复工。同样是桥，《南方周末》在重庆却发现，南岸区一天门12号楼，黔渝高速路桥就从楼顶横跨而过。这里住的人大多“下岗、打零工、或领低保为生”，他们在车流下生活了6年，等待着3年内迁入新的安置房。
　　对噪音、尾气、尘土的厌恶和躲避，低收入者和高校师生别无两样，但在相距不远的武汉与重庆，人的命运、桥的命运却是全然不同的两个版本。至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的是，是否与桥共存，并不取决于对基本生活环境的愿望。扭转局面的关键不在于这种愿望有多么迫切，而是能否拥有足够的力量与急切的、缺乏常识和人情的城市改造展开博弈。
　　强弱立判。无论声音的大小、表达的渠道、社会的关注，一天门12号楼与武汉大学都差了不止几个量级。所以，武大可以斡旋，校门外的高架桥仍是未知之数，而12号楼还在桥下焦灼地等待下一次拆迁。
　　我们承认两者之间力量的悬殊，但很难接受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接受则意味着认同这样的逻辑：收入、地位是社会权益的决定因素。处在强势地位的群体可以借助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使意愿得到更充分的表达，使自身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而低收入者、弱势人群则天然居于社会权益底层。
　　这显然与我们期待的和谐目标相距甚远。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建立起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需要的利益表达机制，尤其要疏通弱势人群的表达渠道，保证草根们的利益诉求能够进入政府的视野和议事程序并得到及时、妥善的回应。唯此，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普照。
　　利益表达机制远未完善，这是现实的困境。受制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在很多和一天门12号楼处境相类似的地方，草根们的声音还很微弱，有时发声也觉得困难。比如，12号楼的人告诉记者，他们也去政府部门讨说法，但去了几次都没见着“当官摸样的人”。因此，改善弱势人群的处境，靠他们一己之力远远不够，他们不是武汉大学，也不是上海磁悬浮事件、北京三里屯的垃圾焚烧场事件中的中产阶层。这需要更多关注社会公共价值的人们共同努力，在他们的助力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草根组织”代言自己的立场和利益。
　　这肯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政府的态度、民主的建设都将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无论如何这将是我们期待的，因为有草根的勃兴，才有不同阶层利益的平衡，才有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
　　稿源：成都商报
　　作者：孙耒（成都商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