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毅：解放思想是武汉科学发展的永恒动力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武汉之所以能取得较快发展，解放思想是一件重要法宝。展望未来，我们认为，思想解放将决定武汉发展的未来。
　　一、历史经验：解放思想是引领武汉30年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
　　改革开放30年一路走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世人侧目，中国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喝彩，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思想解放让我们这座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城市追求富裕的梦想逐步变成现实。1978年到2007年，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全口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4％，2007年武汉进入GDP3000亿元城市俱乐部。经济是城市变化的引擎，隐藏其后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动则是推动城市腾飞的翅膀。
　　（一）改革试水：从汉正街创举到“两通起飞”。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在农村，发源于安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城市的改革之路在哪里？当计划经济的坚冰还未融化，第一代汉正街人已经开始了以路为市、以地为商的试水。1979年10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做出发展个体经济的决定，全面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全国商业流通领域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汉正街复兴给我们的启示是，武汉城市的活力在市场，改革的思想资源在民间。1983年5月，武汉大学李崇淮教授提出以交通和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两通起飞”战略构想，这一理论被武汉市委市政府采纳，并由此上升为武汉改革初期的发展战略思路。从汉正街创新到“两通起飞”，我市率先破除计划经济思维，城城通开，城乡通开，在城市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方面，武汉一时领全国风气之先。
　　（二）改革攻坚：从洋厂长到“武汉模式”。武汉作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早在1984年，武汉就在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上进行尝试，聘请西德（联邦德国）专家格里希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借用“外脑”对国有企业传统管理体制进行变革。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如何改革国有企业，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构筑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基础，我市打破“姓公姓私”的思想桎梏，以产权明晰和产权多元化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以“五个一批”、“抓大放小”、资本营运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初步建立起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形成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三个层次的管理营运体系，创造了颇具影响力的“武汉模式”。这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举措，稳固了武汉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为钢铁、汽车、机械等支柱产业在新世纪再创辉煌提供了有力的体制和机制保障。
　　（三）高位嫁接：“武汉光谷”从概念到品牌。武汉高校密集，科研人才实力雄厚，如何使知识与经济联姻，科研成果与市场对接，变潜在的科技优势为现实的竞争优势，许其贞、赵梓森等院士多次提出在武汉构建“中国光谷”的设想。在国内众多城市争建光谷的“追光”行动中，武汉100多万市民自发签名，支持市委市政府建设光谷的举措。2001年3月，科技部正式批准“中国光谷”落户武汉。经过不到十年的建设，“武汉光谷”已经成为中国光电子信息领域参与全球竞争的标志性品牌，中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制造基地，中国光通信领域实力最强的科研开发基地，中国最大的激光设备生产基地。随着“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依托，我市逐步发展起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三大高新技术产业。
　　二、时代要求：解放思想是解答武汉发展新命题的必然选择
　　时代与实践是解放思想的条件和依据，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思想解放的内涵和要求。如果说过去30年改革我们是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展开的话，今后一个时期思想解放的着力点就是如何建设一个富裕社会，这就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7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对武汉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一个崭新命题。如何求解，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解放思想。
　　1、既是机会，也是挑战。为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央共推出了三种形式的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统筹城乡试验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试验区。武汉城市圈作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应该说是自改革开放30年来武汉第一次在政策上获得了与沿海发达地区均等的机会。诚如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特区一样，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你是不是在改革中勇立潮头。试验区有多种类型，我们能否从中脱颖而出，同样将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敢”字当头。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特区不同，国家只是赋予了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权力。要确保“两型社会”试验的成功，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解放思想，把中央的授权与自己的敢闯敢试结合起来，以创新促创造，以开拓促开发，才能走出一条“两型社会”建设的新路。
　　2、既要做大，更要做好。武汉最大的实际是发展不够，加快发展步伐始终是武汉的第一要务。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对于高速发展的沿海地区，武汉发展步伐显得偏慢，在全国的位次逐渐后移。要实现武汉在中部地区的率先崛起，要实现全体市民的共同富裕，武汉面临的最紧迫的现实还是做大做强城市的综合实力。
　　但武汉经济的快速成长绝不是对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简单复制。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必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好中求快的发展。与科学发展观和“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相比，一是武汉产业结构偏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低；二是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三是环境状况没有根本改观。严峻的现实表明，武汉的经济发展已经没有弃好求快的成本，必须“好”字当头，转换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在“好中求快”中形成武汉的发展样本。
　　3、既要有思想力，更要有行动力。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对不少问题的认识是不清楚、不全面的，但我们并未因为认知的局限束缚手脚，而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通过实践中的试错，逐步廓清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两型社会”建设，对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认识领域，需要我们打开思路，敢于创新，同时兼采其他先进城市建设的优长。我们所担心的不是害怕我们认识上有局限，而是害怕我们行动上迈不开步子。武汉文化基因向来不乏决断力和行动力。《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有句话叫“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说的就是当年楚国的先民穿着破衣、拉着柴车，开垦山坡林地创建楚国的经历。这一现象所传达的文化信息意指楚人积极进取、革故鼎新、开放融合、至死不屈。近代武汉人传承了楚人的文化基因，从洋务运动、武昌首义到改革开放，活跃在武汉的人物，发生在武汉的事件都曾一时耸动全国。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想得到、做不到的现象较为普遍。要有力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我们不仅需要富于建设性的思想和理念，更需要有敢担风险的实际行动。
　　三、未来突破：解放思想是决定武汉科学发展的关键环节
　　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已获国家批准。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始用行动诠释“两型社会”的美好图景。思想是行动的坐标，在我们迈开行动步伐的时候，一些传统的思维定势应该有所改变：
　　1、破除数量思维，树立科学发展的质量观。从本质上讲，“两型社会”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提高状况。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较，武汉的欠发达突出表现在GDP和财政收入的差距上。“两型社会”要求下的数量，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是市民生活幸福感的不断增强。我们理解，科学发展观是质量至上的发展观，它追求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以及生态环境质量。因此，武汉科学发展的关键还是转变发展方式，追求高质量的集约型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破除数量思维，树立发展质量观，抓紧产业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真正做到“好”中求“快”。
　　2、破除优势思维，树立科学发展的资源观。任何地区的科学发展都离不开资源。武汉在对自身的认识上优势意识太强：区位优势、科教优势、人才优势和坐拥大江大湖的水资源优势等。这种心理优势基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它的假设条件是自然禀赋具有不可流动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均已成为可流动性要素，比较优势与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与否关联度越来越小。实际上，像日本、韩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天然的资源要素并不富集。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如苏丹、巴西等。实践表明，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要素向某个地区聚集，完全取决于该地区是否能成为“资源洼地”，，即资源流动、使用的低成本区。“两型社会”建设对武汉的要求，不仅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多少资源优势，最为关键的是要让为我所用的各种资源要素最大程度在这里汇聚，最高效率地得到利用，重点是吸纳资金、技术、管理（企业家才能）等流动性较强的高级要素资源，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3、破除包袱思维，树立科学发展的环境观。“两型社会”建设对武汉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在不少人心目中却成影响武汉快速发展的包袱。一是武汉作为老工业基地，传统制造业在整个工业中占比较高。有人担心，按照“两型社会”的要求，武汉传统产业会因严格的环保标准，来自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必然增大。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新路，要求我们必须跳出线型思维模式，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一个是水体众多，污染严重。水之所以从武汉城市的特色成为武汉发展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水的使用成本太低，有水快流的粗放式利用加剧了武汉水环境的恶化。要恢复武汉的山川秀美，碧水蓝天，一要强化水资源利用的约束，优化投资结构，让不符合“两型社会”的发展路子越走越窄。二要用技术创新加强水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4、破除盲从思维，树立科学发展的消费观。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凭借政策优势和地缘优势走在全国发展的前列。较为普遍的做法就是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沿海发展的经验可资借鉴，但武汉的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2007年，武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500亿元，居于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武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不算靠前，但内需却成为武汉经济发展的亮点。着眼于内需和消费，是武汉经济发展真正的优势和长远之所在。树立科学消费观，让消费成为武汉发展的第一动力，可以从三方面思考问题：一是要研究国内市场新的消费需求，着眼于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二是要研究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着眼于农村生活品质的改善；三是研究如何在扩大消费和节约消费之间寻求平衡，在倡导培育绿色消费模式的体制机制方面率先作为，在企业倡导绿色生产方式，在市民中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真正形成可持续的消费需求。
　　5、破除龙头思维，树立科学发展的协作观。武汉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在“两型社会”试验区中更是一枝独秀。国际国内发展的经验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越来越取决城市间协作与融合的能力，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湾城市群，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三大经济增长带都说明了这一点。武汉城市圈在空间上具有层次性特征，也存在结构上的问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太高，城市产业链传递和扩展功能不强，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周边长株潭城市群、郑州中原城市群等又存在中心城市实力较弱、产业层次较低、结构趋同、区域内部竞争激烈等问题。促进城市规模合理化，建设等级优化、有序分工、功能互补的城市群应该成为武汉城市圈的主要方向。当前，武汉城市圈建设提出了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市场体系、城乡发展、生态环境“五个一体化”。对于武汉来说，要少一点“龙头意识”，多一点融入的理念，少一点独大的作派，多一点协作的精神，从城市规划、生产要素流动、管理体制等方面谋划城市间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以协作促进城市圈一体化。
　　稿源：长江日报
　　作者：朱毅（作者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