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调控方式的破产。这场危机使人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关于信用和信用制度的分析,在今天高度信用化的现代经济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认识信用本质、防范信用风险的重要理论指导。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许多人认识到马克思100多年前在《资本论》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仍具有十分强劲的生命力,于是纷纷重新阅读《资本论》,德国甚至出现了《资本论》一度脱销的状况。一些学者对此作了各种解读,一部分人认为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出了问题,政府干预将重新获得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其实,这种解读是一种浅表层次上的分析,因为自上世纪初以来,无论在什么经济体制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从来就没有停止和弱化过;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同的,只是在调控的方式和力度上存在不同见解而已。我个人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只是宣告了新自由主义调控方式的破产,而并不会引发简单的自由市场和政府调控的更替。这场危机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的是:马克思关于信用和信用制度的分析,在今天高度信用化的现代经济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认识信用本质、防范信用风险的重要理论指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专门论述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在分析了信用制度必然出现和具体的作用之后,他做了如下总结:“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这是马克思100多年前总结的“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
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信用危机
金融危机就其本质而言,就是马克思所论述的信用危机。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其典型表现是,在经济衰退收缩期会有一批银行因信用链断裂而发生资金周转不灵,甚至不得不倒闭。正是这种银行不断周期性倒闭的金融危机,催生了现代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就是统一银行券的发行来控制信用的扩张,并作为最后的贷款人为商业银行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贷款。因此,现代中央银行诞生后,通过国家信用的支持,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下降,金融机构倒闭的数量减少。但金融危机并没有消失,它只是降低了对经济的冲击力度。被政府反周期政策和中央银行注资所缓和的周期性调整,经过较长时间积累,最终还是会以一次较大的危机爆发来克服经济内部的失衡和矛盾。因为政府信用也必须遵循基本的规律,即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政府要想避免金融危机的冲击,就必须在宏观上对信用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货币供应和银行体系的信贷进行调控。
现在回头看,人们一致认为是2001年以后美联储过低的利率所导致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了问题,才酿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并为后来的次贷危机种下了祸根。美联储调动信用工具为美国经济超过其物质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也为后来“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孕育了条件。当然,经济全球化使得信用扩张出现了国际的传导,使得美国信用扩张到危机的路径发生了变化。美国的信用膨胀不是先作用于国内的通货膨胀,而是先使资产价格膨胀和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逆差迅速扩大,然后通过美元贬值使资源性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逐渐传递至工业制成品,最后才传递到美国的通货膨胀。当美联储意识到利率太低,信用扩张已经过了头,于是迅速提高利率企图抑制通货膨胀。由于调控的力度过猛,连续17次提高利率,两年之内美联储基金利率从1%提升至5.25%,最终引起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硬着陆,使次贷危机爆发并不断蔓延至整个金融市场,造成了百年一遇的严重金融危机。可见,经济全球化让美国信用过度膨胀的扭曲程度加大,最后爆发的金融危机冲击力也就更强。
信用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需要
在我们发展信用和各类金融活动之时,必须注意控制由信用另一个特性外在化地表现出来的“信用风险”。现代金融制度不断完善,的确也创设了各种机构和制度在微观层面上控制信用风险,这就是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和信用中介机构的风险评估和评价,尤其是信用评级机构对各种金融风险的揭示。如果微观层面的信用风险监管和评价客观有效,那么当宏观上的信用调控失调时,微观上的风险揭示信息可以给信用活动的主体和调控信用的主体中央银行以提示,让信用风险不会积累得太多,最后不至于以严重危机的方式来释放这些风险。但是,由于美国在微观层面上的金融创新太多太滥,不仅使得原本就是为了逃避监管的金融创新避开了监管部门的监管,而且还使得信用评级机构的风险揭示功能丧失,导致微观层面上的信用风险估价失真和信用风险失去控制。当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扭曲的信用风险就必须重新评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市场价值在新的风险估值下大幅度缩水也就不可避免,危机的延伸和扩散也就难以阻挡。
我们今天重温100多年前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的精辟论述,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信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中,信用是我们促进社会适应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但需要从美国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是,一旦信用过分扩张,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就会使商品的价值失真,使资源配置扭曲,使失衡扩大,最终必然要通过周期性的金融危机爆发来调整。要避免金融危机,就必须在宏观信用调控和微观信用风险的管理上掌握好度,构建起完善的信用调控和风险管理制度。
稿源:文汇报
作者:徐光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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