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近年来，尤其是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向。在经济模式方面，在过去这些年里，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就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如何能够长久维系？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在谈论的话题。
　　过去十几年里，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内的许多声音都在呼吁，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这是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中国经济没有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这种局面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本文想就这个问题，从基础制度的角度来阐释：为什么说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 （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为主体，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还是让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就会非常困难。
　　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上到下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普通民众或政府官员说，中国必须要保持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2％－3％的增长速度，就算很高了，就可以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只有8%的GDP增长率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在将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其中的原因将在下文详述。
　　第三个问题 （此问题与第二个问题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为什么普通人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需要8%或更高的GDP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少，比其他国家普遍少很多？
　　下文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30年后又到转折点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以国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的成绩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虽说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总共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呈下降的趋势。
　　所以，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成就。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尤应提到的一个原因是，在过去30年里，国有制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确实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投资的能力非常高，大型的建设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工业基地，都很容易建成。特别是当我们将中国与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就更明显了。印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在私有制之下，如果要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否则就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和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资源，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由于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政府调动资源的便利，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可能要比中国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要多盖大楼，修建更漂亮的立交桥、高速公路和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与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
　　在过去的30年里，国家对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已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
　　很多人会把发展与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与投资、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诸如“加快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这样的话时，我们的反应很可能是，要建很多工厂和楼房，扩张产能，进行更多的投资。但是在我看来，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要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尤其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换句话说，过去这种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源，控制资本，扩张产能，进行大项目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做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要慢下来，必须将发展的重点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围绕着人们幸福的最大化。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不再完全与产能、投资联系在一起，当投资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模式必须转变。
　　当然，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这让中国的产品能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样的出口增长原来并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我们已经很难让出口占经济的比重再上升很多了。
　　所以，在今天，即便本次的全球经济危机没有爆发，中国经济模式也走到了一个瓶颈，走到了一个别无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回避。都有哪些问题呢？
　　国有经济大起来，民间消费低下去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
　　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总说美国人爱消费，而其实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71%，和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人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穿、住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相当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在过去50多年里，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与民间消费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中国的政府开支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在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在过去60年里，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直线上升，这两股趋势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初期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国的民间消费在过去50多年里，总体上在上升，当然速度很慢。美国的政府开支在1952年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这一比重下降到10％－11%。因而，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政府开支则在缓慢下降。
　　或许有人会说美国太富，不能拿来与中国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的情况。巴西的人均GDP虽然是中国的两倍，但比美国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50多年里的趋势也是逐渐上升，虽然其中有几年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导致的，但总体的趋势是没有变化的。在1950年，巴西的政府开支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开支总体上没怎么变。
　　俄罗斯在1991－19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说，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了55%。俄罗斯的政府开支当初占GDP的25%，现在占22%。所以，俄罗斯的情况与巴西、美国的总体趋势是一样的，其民间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政府开支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还有很多国家的数据，在此不一一列举。我们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在这些国家，因为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制度的制约，政府开支相对于GDP的比重不容易膨胀，不容易失控。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私有市场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
　　除了上述数据之外，我们还收集了一些更具系统性的数据。我们把70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首先根据每个国家在1980年时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成5个组，每组包含14个国家，然后考察从1980年到2003年这些国家的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看一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其民间消费会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有多高。在国有企业比重最低（3%）的第一组的14国里，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说，对这些国家来说，GDP每增长1％，老百姓的消费就会增加0。97%。最后我们发现，这5组国家的基本情况是：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在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里，其GDP每增长1％，民间消费只增加0。82%。当然，中国属于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那一组。
　　所以，从70个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高，老百姓收入和民间消费就越会受到抑制。
　　从学理上说，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的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现代经济学里有一个消费投资预算优化模型，该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个人和家庭都会有两种收入，都会影响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决策与储蓄决策。一种是劳动收入，即工资和其他与劳动有关的收入，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收入是资产性收入，或称财富型、财产型收入，即资产升值带来的收益。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的，那么，这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所有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名义上说，对于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和国有股权的升值，全民都有权分享。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普通中国人：“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他肯定会说“你疯了！”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1000美元财富，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在其中有3000美元的财富。只要中石油的股价涨10%，每个中国人的财富就差不多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话，如果每个人直接拥有属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会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馆多吃一顿饭，女士们可能会多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换句话说，如果是私有制，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企业的股权财富就都能转换成民间收入和民间消费。众所周知，按照市值计算，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现在是全球排名前三的银行，但是这些银行的价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带来新的收入、新的消费或再投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和我们的收入没有关系。因为根据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这些资产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所以，我们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
　　但是，在国有经济不占主体地位的国家里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在1998－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美国GDP增速最高的时候也只有4%。但是，在美国，4%的GDP增速给社会带来的消费程度、欣欣向荣的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还要高。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即资产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计算，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说，随着GDP按3%－4%的速度增长，人们的劳动收入差不多也会按3%－4%的速度增长，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产可能会按照9%－12%的速度升值，而且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在此制度之下，人们有两条分享增长的收入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渠道，一个是资产财富渠道，这两条渠道能把GDP增长，按照3－4倍的放大效果，对老百姓家庭的消费带来很大的推动力。所以，不需要8%、10%的经济增长速度，社会照样能欣欣向荣。
　　正是因为国有制堵塞了上文提到的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渠道，所以，在我们以GDP的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然后才可以比较。原因就是，中国的GDP增长，基本上只是通过劳动收入这个单一渠道，对老百姓的消费增长发挥作用，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
　　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而实际上、操作层面上是国家拥有，这些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当然更不用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上万亿元的利润了，这些钱本来都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被封住的。有些人会说，在现在股市和资产都在缩水的时候，老百姓不直接拥有这些资产，不是更能规避金融危机风险吗？因为这些缩水由国家承担了，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担。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财产会贬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今天还是有很高的市值，老百姓不拥有这些股权当然不会面对财产缩水，但他们也不拥有这些公司所代表的价值。更何况，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长远来看资产是升值的。
　　财富配比中的“国进民退”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征税权基本不是由全国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门掌握，差不多各个部门都有权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以对现有税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去调高税率，比如股票交易的印花税。
　　先从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三个群体，哪个群体分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
　　我们可以将国民收入在三个群体之间进行分配，即政府、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那么，征税权的现行状况到底已经给中国社会的这三个群体带来了什么影响？对国民收入在他们中间的分配又有什么影响？从1995年到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的趋势。也就是，政府财政规模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到底有多大？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住。
　　为了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先要看看，在中国历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比如说，清朝乾隆时期，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有多少？1766年，清政府的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个月赚2两银子，一年24两。这样算，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税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亿美元，除以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得数为8500万，也就是说，8500万个美国人的收入可以供养联邦政府。可见，相对于中国的乾隆朝廷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确实是很大的。话又说回来，清朝多数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差不多只有国民总收入的3%—5%，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 “小政府”时期。当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滥用权力征收更多的税赋，而是那个时候征税实在太难了。而现在征税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电脑之后，逃税是很难的。这本身也说明，在政府的收税能力、运输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过更为有效的制度来制约征税权也变得极为重要了。
　　乾隆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的3%－5%，那时候尽管朝廷可以随意加税，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和通讯工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技术更是没有。所以，如果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这些运输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民间利益、给老百姓财产所能形成的威胁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远”，这个说法指的就是老百姓得到的这种因地理距离形成的、意想不到的保护。
　　但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把政府权力约束起来的必要性，跟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较，都要高得多。因为你稍微不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稍微发挥、滥用的话，给老百姓利益构成的冲击和伤害就会变得前所未有得高。
　　我们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手段以及调动老百姓财产的能力，并在这一背景之下，看待民主和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国2007年的政府规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看看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时，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名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讲，就业、子女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都由国家包下来，正因为此，所以就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和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名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的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里缩减了一半。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其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了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所实施的改革的确在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的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名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名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名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如果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应该加强税收，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去国外考察，将国外征收的而中国没有的各种税种介绍回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政府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负不高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历史教科书上说，中国建立国有制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所以，老百姓的税赋至少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而不是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在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他们的说法就是误导人。
　　上文谈到了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来做一个大略的计算。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六七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上文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元，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元，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6万亿元。8万亿元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元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元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000多元的财产性收入。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预算内的5。4万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制度机制来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我们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为5。4万亿元，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这6000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为461元，这461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我们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1。5万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具有可比性。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问题的关键在于治理制度能否给政府征税和预算分配带来制约。
　　区别不只在效率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
　　在经济学界过去的讨论中，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效率高还是低上面，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它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这又给消费带来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基本没有服务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现在回过头看，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的技术，特别是与生产力、生活有关的技术，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的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这说明他们的发展距离民生太远，与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我不是说政府官员在做投资和开支决策的时候，会不负责任，而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投资于那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更容易得到上司的赞赏，更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前途。
　　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开支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和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和民生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为了建这么多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厂，对方方面面资源的需求会更高，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也会更严重。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包括消费品和生活服务，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正因为这个原因，私有制经济往往能促进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今天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过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由它的需求结构导致的，需求结构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说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
　　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我们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岗位，而国有企业每年在丧失就业岗位。1998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该年创造了500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00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 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地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的，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这样的做法，或许能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不利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
　　偏重国企、偏重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对就业机会最大化非常不利，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奥运场馆，其总投资约为4000亿元，奥运会之后，这4000亿投资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也许只有2000个。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是花了2亿元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把资源投入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会很不一样。比如，重庆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侨足疗分店，共有400家分店。这家公司总共雇佣4万多人。根据它的投资额算下来，每2万元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要比奥运场馆的效率高得多。所以说，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效率跟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就是很不一样。
　　民有化改革
　　综上所述，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的改革。第一当然是国家治理制度方面的改革，这是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这一方案已经讨论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已有1。5亿左右的基金账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账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账户，应该也不会太难。
　　另外，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像俄罗斯、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在私有化？我要强调说“不是”，民有化改革和俄罗斯当初的私有化不一样，民有化是实现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这并不是说把国有企业都拆分了，国有企业可以继续运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产权收益、财产性收入都应该注入到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然后由13亿公民直接拥有这些基金的股权，这样就能具体落实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不但没有违背最初的全民所有的概念，还能帮助实现十七大强调的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改革路径的问题，以前有很多误解。对于所谓“休克疗法”改革的结果，我觉得太多学者仍然把结论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欧国家的状况上，没有几个人再去考察今天东欧国家的情况。在很多东欧国家，改革已经完全结束，而且多数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距西欧国家不远。相比之下，接下来在中国的改革该怎么走，这还是一个问号。所以，“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失败，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这句话在逻辑上不成立，因为一个已经完成，而另一个还在进行之中，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希望我们能在更详细的数据与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判断。
　　稿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陈志武（作者为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