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武汉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修正案），并在网上发布两套“禁鞭”方案，征集市民建议。从1993年的全面禁鞭，到2007年的“禁改限”，再到如今的“限改禁”动议，20年间，武汉对燃放烟花爆竹的态度出现“多次反复”。这种波折变化并非公权力的主观随意，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
1993年，市民禁鞭呼声高涨。武汉市人大组织全市大调查、大讨论，92%的人主张禁鞭，于是中心城区全面禁鞭；过了几年，市民反映禁鞭导致“没了年味”，武汉市人大进行民意调查，大多数人提出希望“禁改限”，2007年武汉正式实施“禁改限”规定；近来，雾霾天气肆虐，坊间禁鞭呼声日隆，武汉再次就“限改禁”征求意见。
政策每一次变化都有它的时代背景，是民意民愿的集中体现和归纳达成。鞭炮禁也好、限也罢，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权力机关、政府部门始终把民众意见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表现出了对民意的高度尊重，同时也赢得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这种良性互动，堪称“参与式治理”的范本。
参与式治理强调尊重民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主张社会管理的良性互动。美国的参与式治理表现为成熟的邻里委员会，中国的参与式治理方兴未艾，主要表现为在重大决策前召开听证会、座谈会、网络征集民意等。不论何种形式，只要参与群体普遍，互动讨论充分，民意尊重程度高，就能实现政府决策与民众主张的融合。这种融合对于凝聚社会共识、实现社会善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到底，社会管理不是单方面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公权力的主导与民众的参与理应良性互动、相互协调。不尊重民意，独断专行，或者不充分尊重民意，习惯于告知式的管理，都是落后和低效的。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观念就越多元，治理难度就越大。这就要求政府由管理向服务转型，通过管理方式的调整实现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
不论是禁鞭还是调整水价、出租车计价、城市规划等，但凡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都应该充分征求意见。公权力理应学会适时扮演“主持人”的角色，抛出议题供民众充分讨论，达成一定的共识，再借此制定决策框架，付诸实施。这就要求政府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耐心。从长远来看，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它所对应的管理成本也是最低廉、最可靠的。
著名管理学家约翰·奈斯比说：“凡是生活中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到那些决策的制定过程。”民众的讨论参与度越大，信息就越充分，就会有更好的决策输出。这一论断的前提是参与者的意见被足够重视，切实起效。相对于某些“被代表”、“被听证”的现象，武汉20年来在鞭炮问题上的反复和审慎，委实可贵。
来源：湖北日报
作者：李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