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河北冀州市某楼盘,14岁女生袁梦为了替父亲讨要工钱,纵身从17楼跳下,不治身亡。近日,袁梦遗体火化。“当地政府觉得她为农民工伸张正义付出了生命,把她的骨灰安放在烈士陵园。”痛失爱女的父亲张浩如是说。(1月22日《郑州晚报》)
年终岁末,农民工讨薪的悲情,一次又一次地击中我们的痛点。在制度化、规则化的维权渠道不够畅通的背景下,农民工自我矮化、自我消耗、表演性博弈等“弱者的武器”,难免会有失效甚至失败的可能。袁梦的命运,也是农民工脆弱生存生态的一个缩影。她以生命再一次警示社会:如果不能将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如果不能打破多头管理下的条块分割,如果不能实现发展理念的转变和价值排序的更新,农民工讨薪就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怪圈。
花季少女的死是一起惨烈不幸的悲剧,令人扼腕叹息,但和见义勇为等行为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给予逝去的生命以尊重,是一个温暖社会应有的厚度与宽度。可是,过度阐释、过度拔高甚至将不贴切的“讨薪烈士”强加在袁梦身上,却经不起推敲。“讨薪烈士”从表面上看是给予袁梦肯定,从本质上却是一种偏差的选择性激励手段,用“烈士”来安抚讨薪,难免会引发更大争议。
烈士的认定,既要有明晰化的标准,也要符合程序正义,是极其庄严的一个过程。“讨薪烈士”显然背离了这些原则。袁梦和她背后的农民工群体,需要的不是“烈士”的符号和标签,而是对利益诉求的尊重与回应。“讨薪烈士”没有回应农民工的利益关切,而是用避重就轻的方式给袁梦“戴帽子”,以荣誉作为一种妥协手段,试图息事宁人。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将应该的提升为需要褒奖的、将不应该的模糊为应该的,这样的“谬赏主义”,不仅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也恶化了社会风气,也逼退了社会底线。“讨薪烈士”作为谬赏主义的产物,看上去很正面,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的讨薪困境,还会产生极为不良的误导。如果不从理顺市场机制、打破条块分割、落实责任追究等角度下工夫,一味地事后“灭火”,农民工讨薪仍是一个难解的顽疾。
稿源:湖北日报
作者: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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