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芮立《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8日 02版）
日前，贵州毕节一女子因在社交媒体群组内叱骂社区党支部书记为“草包”而被行拘3日一事引发公众热议。1月26日深夜，毕节警方发布通报回应称，其已对被行拘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决定，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
毕节警方的这一决定无疑是适当的。应当注意的是，毕节警方在复议中查明并认定，被行拘人在社交媒体群组中侮辱他人的行为是存在的，执行传唤和行政拘留的派出所受案后多次通知（后）被行拘人到派出所配合处理都被拒绝，于是派出所进行了异地传唤并对其进行处罚。但是，即使认定了这些事实，毕节警方也仍然认为“该传唤程序违法”，并撤销了原行政处罚决定。这就说明，上述行政复议申请人在社交媒体群组中侮辱他人的事实虽然存在，但仍不足以构成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理由。
而此事之所以引发公众关注，其实也正在于构成“侮辱”的事实上。毫无疑问，“草包”肯定是对被称谓人的一种精神伤害。但是，如果将这样几乎随口而出的不当言辞归入公安机关管辖的范围，那么，公安机关将不胜其力、难以应付。这也是《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的意旨所在。在这一通知中，公安部明确规定，侮辱、诽谤案件一般属于自诉案件，应当由公民个人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只有在侮辱、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公安机关才能按照公诉程序立案侦查；对于不具备“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这一基本要件的，公安机关不得作为公诉案件管辖。
公安机关既是国家强制力的象征，也是国家强制力的行使者。现代法治原则之下，国家公权力，特别是国家强制力，对公民个人、对公民个人间产生的民事关系或者轻微人身冲突，都保持谦抑之态。谦抑之态，不是示弱的表现，更非无力的外露，而恰是保持威慑，融洽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必要之举。并且，这种谦抑不仅必要，实际上也是无奈之选，因为再强大的权力，也无力覆盖所有社会关系的调整，也必须在绝大多数社会关系的调整上让位于道德、自我调节和约束以及自组织管理和自发秩序。这是国家强制力这个“强弩”保持弹性从而保持效力的不二之选。
所谓谦抑，就是有能力做而不做，就是做了必有效力但不做。国家公权力、强制力保持谦抑，是法治的结果，是法治社会的标识之一。行使国家强制力的机关依法自觉地保持谦抑，整个法律体系才更有层次、更具效力，由此为社会道德提供的“威慑”背景也才会使道德更有约束力。
（作者：芮立，系媒体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