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自治效力几何要在事上见，居民身边一点一滴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就是最好的“动员令”。“越共治、越获得、越参与”，当居民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求解“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也就是培厚共治土壤，唤醒主人翁意识的过程。
增设无障碍设施、翻修老化管网、平整坑洼路面……丰台首个物管会“上岗”一年半来，芳群园三区9号院几乎每月都有新变化，居民纷纷赞道：“这是个能办成事儿的组织，还真不是‘假招子’。”据报道，如今，该物管会即将完成过渡使命，“晋级”业委会之事已提上日程。
物业管理细碎庞杂，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长期以来，这一“关键小事”主要是物业公司“自说自话”，业主参与机会不多、积极性也不高。近些年，随着业委会这一业主自治模式渐渐推开，居民有了直接参与物业管理的渠道和平台，社区治理力量也进一步充实起来。但对于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来说，小区数量庞大、构成复杂，不少老旧小区更是失管已久，短期内并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条件。基于这一实际情况，北京创造性地实施物管会机制，由居民、居委会、物业等各派代表，一起出面先把小区的要紧事张罗起来，让大伙看看“有人管”的小区到底好不好，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能得到什么“实惠”。换言之，就是先给社区共治共管“打个样”，进而为更高阶的居民自治铺路赋能。
组织形式可以有“过渡版”，但面对的问题麻烦同样不少。一方面，物管会的成立虽不必召开全体业主大会，但业主代表也是“标配”，选人还是个难题。尽管平时大家在小区群里发牢骚、提意见热火朝天，但真正有意愿、有条件能站出来挑大梁的还是少数。另一方面，即便新机构“揭了牌”，从解决停车管理混乱、公共环境“脏乱差”等“存量”问题，到兼顾健身、休闲等“增量”课题、“变量”考题，哪样难度都不小，其间还不乏矛盾打架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物管会面临的挑战，甚至比业委会更棘手，能不能最大限度在最短时间捋顺关系、梳理规则、解决问题，直观影响着居民对共治模式的理解。
利益掣肘、僵局难破，决定了社区治理“向前一步”必须要有秉持公心、敢于碰硬的“主心骨”。以上述小区的物管会为例，从火线组建，到听取意见，再到破题解题，社区党委始终冲在最前头。而物管会里的居民代表大多是社区党员，不仅能力强、积极性高，也人熟、地熟、事熟，在居民的沟通和动员上更具优势。事实说明，在本市党员“双报到”机制牵引下，在职党员和社区党组织的联系愈发紧密，让党的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实现了有机融合。基层党组织当“主心骨”，社区党员作“先锋”，引领各种力量“跟着干”，进而起到涵养共管氛围、培养共治能力、筛选自治骨干的效果，这无疑是城市治理的又一个“北京经验”。
“小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老百姓最讲实际，制度好不好，能不能获得广泛支持、激起参与热情，不看说得怎么样，全看干得怎么样。比如，在不少失管小区，有物管会推出了物业服务“先尝后买”模式，最开始观望、质疑的也不少，可当小区环境好了、问题能及时解决了，物业缴费率也随即上升。再如，有社区的违建车棚或畸零空地被居民协力改造成了小花园，让日常休闲有了好去处，对“出于我手”的花园大家都爱惜有加，还成立志愿团队打理维护。说到底，共治自治效力几何要在事上见，居民身边一点一滴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就是最好的“动员令”。“越共治、越获得、越参与”，当居民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求解“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也就是培厚共治土壤，唤醒主人翁意识的过程。
有道是，人人尽责，才有人人共享。共治意识本身也是一种责任意识。不过，长时间以来，大家往往说权益多，提责任少。尤其是，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都有各自的一摊事要忙活，对公共空间的关照有限，考虑的也往往是自家门前的利弊得失。一些人在表达诉求时只顾自己、寸步不让，也容易让统筹协调陷入僵局。从这个角度讲，“共商共治”不是简单地坐在一起表达、讨论，更需要大家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多从公共利益出发想问题，多换位看看人家的坚持有何依据。这种责任观念和换位思考，是社区自治的基础认同，也是寻求共识的关键所在。
小区封控期间，引导核酸检测、疏导民众情绪；暴雪来袭之时，筹备应急物资，及时扫雪除冰……由秋入冬，面对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等城市运行挑战，从传统的“老街坊议事厅”、“睦邻坊”，到新兴的物管会、业委会，诸多居民共治自治组织都在积极贡献力量。继续以制度稳定性维系参与积极性，以看得见的获得感夯实主人翁意识，基层治理就始终有源头活水，建设美丽家园就始终有最广泛最坚实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