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调查研究是一项科学活动，是不是注重调查研究，是判断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实事求是的重要标准。“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领导干部是否“接地气”，则关系到决策的科学性。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有利于确立实事求是作风，而实事求是既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是其要达成目的，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厘清一段时间以来调查研究中存在的异化问题，认清什么是好的调查研究，同时也要避免一窝蜂似的调查研究给基层带来新的困扰。
调查研究中存在的异化现象
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党和国家将调查研究置于重要位置，也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体制机制加以保障。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调查研究也出现了异化。
一是专司调查研究的机构逐渐失去了调查研究的功能。比如，各级党委政府一般都有调查研究的综合部门，他们主要负责本地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中央和省市的一些职能部门，也建立了专注于本部门业务的调查研究机构，为决策和规划提供依据。现如今，很多调查研究机构出现了职能异化，其主要职能已经演变为给领导撰写讲话稿，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做独立而长远的调查研究工作，仅存的一点调查研究工作也仅仅是通过走马观花和向下级索要数据资料为既存的观点提供依据。也因此，调查研究机构具有了“秘书”的功能，却丧失了“参谋”作用。
二是部分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活动异化。有些领导把调查研究当作一项“活动”，视作一种政治展演，调查的对象、路线和话题等，都经过严格控制，很多调查活动的场景也经过了布置，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成了演员。有些领导干部则把调查研究改造为视察活动和检查工作，还没开始认真调查就对基层的各项事务指点江山、下指示，对看到的不满意的地方，甚至还借用上级的权力要求整改，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严重不平等。很多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活动中只是身体在场，但脑子并不在场，其资料收集和分析，调查报告的写作，都依赖于助手。因此，这些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活动，不仅没有真正对所调查的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还折腾了基层。
事实上，学术调查也容易出现“假调查”。比如，很多高校老师习惯于让学生去收集资料，自己并不亲自参与调查，而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坐享其成。这样，研究者和被调查者之间就丧失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进入经验的内部。
调查研究的异化，不仅无法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它本身也成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根源。为此，只有回归到调查研究的本来面目上，用正确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才能发挥调查研究的功能。
现如今，社会调查的场景很多样。在一些专业领域，国家的统计数据特别充分；而如今也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很多信息都在互联网上有留痕，通过正确的数据挖掘方法即可获得。因此，适当采用与时俱进的调查研究方法，参考多种资料数据，有利于做出更符合实际的决策。但社会调查研究是关于“人”的活动，任何调查方法都取代不了调查者与被调查者面对面的互动。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决策科学，更是一种群众路线的载体。领导干部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基层实际，和基层干部群众交心交朋友，访谈法和实地观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实地观察最为常用的就是“解剖麻雀”的方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调查，就是通过解剖麻雀式的方法来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此外，在1930、1940年代，社会学的中国学派通过对若干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对其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进行整体性研究，形成田野报告。比如，费孝通在抗战时期带领学生开展田野调查，形成了《云南三村》等调查报告。《云南三村》和《江村经济》其实形成了一种类型和区域比较，这对于认识复杂中国有极大帮助。也正是基于这些经验认识，他写作出了《乡土中国》这样的经典作品。
无论是学术调查还是工作调查，在调查方法上都有共通之处。其核心在于，调查活动得实现立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无论是学术调查还是工作调查，都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获得社会的真实信息，最大程度上实现公共性。因此，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并没有根本冲突，这也是调查活动可以开展的前提。调查中所获得的观点，不仅源自于立场，也来自于材料的真实性。调查研究活动本身需要价值中立，尽量避免过多的预设，调查研究的结论也要基于证据，具有科学性，从而实现价值和科学的统一。在调查研究活动中，只有经过分析的材料，才是证据，才能佐证观点。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出现以偏概全的结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结论先行，抽象地谈立场，完全不顾及现实经验的复杂性，这些调查不但不可能给决策做参考，还可能误导决策。
何为好的调查研究？
一个好的调查研究，往往不在于数据有多全面，调查时间有多长，报告有多完整，而在于它能够给予人启发，发现一些被屏蔽的现象。我们通常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这便是调查研究活动的真正意义所在。很多调查研究活动，带着课题、带着预设下去，甚至调查研究的规程和日程都做了严格规定，调查研究成了一个规定动作，调查者成了收集资料的资料员，研究者也仅仅是数据分析师，被调查者也没有任何参与感，调查研究就成了一件消极无为的活动，而完全不具有创造性活动的特征。这种调查研究，花费再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倾注再多的心血，也不可能有好的发现，顶多就是为既有的结论背书。
如何才能做一个好的调查研究呢？我个人觉得，这取决于调查者的经验质感。所谓经验质感，指的是调查者对研究对象和“田野”现场的直观感受，对研究问题的敏锐反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有些学者基于丰富的人生阅历，已经对亲身经历有深刻反思，就很容易产生经验质感。但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质感并非天生所有，而是要长期训练。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对专业研究者都有明确的田野训练周期。比如，人类学要对田野至少有一年的参与式观察，为此甚至还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熟知对当地习俗、文化和其他社会活动。如此，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就很容易形成“在地化”的内部视角。社会学做调查研究，也需要对不同类型田野调查点的长期调查，由此才能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把握，且这一把握不因局限于个案而判断失误。
事实上，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同样如此。领导干部如果长期在一个业务领域工作，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以及对业务问题的长期钻研，就会成为某个业务领域的专家。这些干部如果到基层去调研，哪怕第一眼看到基层实践，也大致可以反映出现象背后的本质。但很多领导干部，哪怕长期待在一个业务领域，但长期不接触经验，只是在政策和文字领域打转，就有可能形成自我封闭。我见过一些领导干部，长期在政策部门工作，对政策条款极其熟悉，但并不了解也不关心政策实践，只要基层实践出问题，本能反应就是基层不执行或政策有漏洞，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不断地升级和完善政策。长此以往，这一类型的领导干部的思维就变得尤其僵化，在基层看来就是不接地气。
当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都极其需要经验质感的从业者。一方面，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都存在“三门”问题。从业者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缺乏社会经验的历练。甚至于，很多青年学者和青年干部并没有完成真正的社会化，社会知识很是贫乏，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就无法理解调查对象的所作所为，更无法驾驭调查现场。有些领导干部在调查过程中，习惯于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去“质问”被调查对象，无意去理解基层的困惑和“无奈”，人为制造紧张感和疏离感，完全不懂得尊重自己的访谈对象——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本应是调查者的老师，这种调查当然就不可能获得有效信息。
另一方面，当前的学术界和政策界都高度专业化，都习惯于用一套特殊的术语来理解经验世界。各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专业概念，理论体系和论证逻辑，人们获得了专业知识，却很可能因此而限制了思维，切割了经验的完整性。公文已经高度概念化和程式化，本应生动活泼的调查报告和讲话稿，也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正式文稿的形式，呈现出极其僵化的“党八股”特征。凡此种种，都导致从业者习惯于用“大词”想问题，连对经验的朴素理解都做不到。
如果说，过去我们的领导干部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专业训练还不够，容易出现朴素经验主义的毛病的话，现如今，我们的领导干部普遍都有高学历，都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抽象经验主义。也因此，做一个有质感的调查研究，其实是为了创造一个生动活泼的学风和文风，这将极大程度上减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侵害。
对“大兴调查研究”的几点建议
基于我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多年的经验和体会，以及对基层的了解，对于如何“大兴调查研究”，我给领导干部提一点建议：
一是简化调研方法。调查主要用实地观察和访谈法就行。这两个方法，技术上没什么门槛，就看用不用心。要是用心，和基层干部群众交心交朋友，他们会跟领导说实话。并且，基层多的是聪明人，也可以帮忙分析问题。实地观察很重要，一定要到现场，办公室座谈会是不够的。当然，有些现场是经过布置的，也别过问，布置了的现场也是现场，也很能说明问题。再挑几个没有布置过的现场去看看就行。
二是别把调查搞成活动。调查的核心是态度，不是方法。从党委政府层面，调查要分配任务，选取专题，这个可以。但从某项具体调查的开展来说，不能搞成活动。调查是特别简单的事情，下去就行了。领导如果真想调查，现在交通都方便，找个熟人也不难。别让基层搞接待，别给他们布置任务，他们挺烦的。“四不两直”是挺好的，但搞突然袭击也没必要。到了现场，谁在谁汇报，遇到什么就是什么。主要是，要和基层明事理的人聊聊。一般而言，主要领导肯定了解情况，分管领导也懂。三两个人谈一谈就好，人多了，搞座谈的效果就差。别让人准备，不需要稿子。聊到哪里算哪里。
调查的核心不是数据和资料，而是围绕数据和资料的讨论，得了解基层的真实看法。简单说来，在调查研究中，领导只是调查员和研究员，平等交流，探讨问题，把调查搞成问题解析会和学术讨论会最好。
三是亲自调查、亲自写调查报告。最怕的是，领导带着几个助手，浩浩荡荡的，领导只是出个面，事情都让助手去弄。这个搞法挺无聊的。助手只是助手，不能代替领导的工作。领导的思想、想法和经验，都比较丰富，自己弄，确实是对工作有帮助。一篇报告，几千字可以，几万字也行，关键是要把自己的思考写出来。说到底，调查的过程也就是研究过程。
四是调查不是工作检查，而是在做研究。基层最怕的是，领导一调查，把真实情况了解了，反过来说基层的不是。这没必要。就笔者长期的调查经验，基层有问题的情况不多，即便有，也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调查服务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解决提问题的人。我觉得，领导干部还是要有几个基层朋友，他们会提供不一样的视角。领导有什么疑惑，对情况不了解的时候，随时能够和人电话联系，探讨基层实际，这是最好的。
五是调查研究不要依赖于专门机构。有些层级和有关部门都有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但他们的主要工作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替领导写稿了。我个人建议，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就先别依赖于这些部门了。如果要一劳永逸解决调查研究的问题，那就让这些机构回归原来的职能定位，专司调查研究工作，为决策提供咨询，为领导充当参谋，而不是成为秘书。
六是大兴调查研究要反对形式主义。过去一些年，基层到处充斥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中央几次发文，似乎也没彻底解决。如果通过大兴调查研究，改改过去一些年的不良风气，让领导干部更接地气一些，也算大功一件。
七是比照党内经典文献写调查报告。很多党的第一代领导同志都有好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未必有多复杂，看上去也很“土”，没有学院派的条条框框，但学术质量却是顶尖的。说这些调查报告是社会学调查的经典范本，一点都不为过。立意高远、文风直白、田野灵感，鼓励每个领导干部有自己的风格，千万别又搞出千篇一律的公文体。
八是调查研究要回应基层的呼声。基层的呼声未必对，但很真实。呼应基层，并不是说一定要解决基层关心的问题，而是说基层的所思所想，领导得掌握。有些基层反映的问题，是政策不科学导致的，有些则是基层认识不够，工作不扎实导致的。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新问题新情况，得要区别看待。我个人觉得，领导干部还是要跳脱自己的视野，多接触一下烟火气。很多社会问题，政府都未必关心，甚至也不是政府职责，但了解了解，有利于决策。
九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但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调查就是最客观真实的。所以，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很重要。我们现在的很多决策，都依赖于政府内部的信息报送系统，还有就是其他机构的信息渠道，公开的深度调查报告，都很稀缺了，这不是什么好现象。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那些有调查研究职责的研究机构、媒体等，更应该有扎实调查。我们现在的信息领域，充斥着各种经验创新的吹捧，也充斥着修辞堆砌，充斥着假大空，连中文领域的人工智能软件都学会了套话和废话连篇的官样文章，这个现象还是早点改变为好。
作者：吕德文（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