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马甲：批判茅于轼关于富人穷人的奇谈怪论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我要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中提到“国人仇富”、“富人弱势”、为穷人说话是哗众取宠等言论，本人认为茅先生此话颇有偏见。
　　茅先生，之前尚且令人尊重，因为他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可以说为引入西方经济的思路、打破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束缚做了贡献。
　　但是，茅先生这次说话，就令人感到可悲，不是因为他说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而是因为他的偏见。
　　茅先生说中国人有千年的仇富传统有何依据？从文中可以看出茅先生也主张不为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说话。实际上千年来人们仇富难道不是仇恨这些人吗？在中国传统中那些合法经商，靠勤劳和智慧谋求财富的人物，比如上有陶朱公、下有胡雪岩的诸多商人（尽管他们也有勾结权势的瑕疵），不也是令人尊重和向往的吗？他们的经商精神不也是作为一般老百姓经营有方的准则吗？与其说仇富不如说崇富。而令人唾弃的富商不都是勾结官府、奴役人民的奸商吗？实际上，中国千年来真正的富人都是什么人？有纯正的商人吗？没有！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倡导的是重农抑商，富人多是地主阶级，官僚阶层，或者依附于地主和官僚的商人，这些商人鲜有不是依赖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发家的，否则很难富起来。可见，中国即使有仇富的传统，那是体制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富人多是剥削者，应该被仇视。这样依赖与官僚和地主的富有商人，不仅获得了不正当的利益，甚至还对穷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障碍，传统社会的富有商人和官僚地主结合几乎控制了整个社会的资源，挖空了穷人谋生的基础以及阻断了穷人可以上升的道路，这一切都是依靠特权实现的，比如获得传统社会最富有的一批商人往往是官方特别授权的商品经营者，如盐商、铁商、漕运商以及受到朝廷支持的垄断商人等。举个例子，东汉末年官方将全国马匹交给某些富商垄断经营，导致一匹马卖到200万，不仅是搜刮暴利这么简单，简直可以灭国亡家了。这就是传统社会催生富商的主要方式。除非茅先生能举出中国传统社会中完全依靠合法的市场经营、无剥削压迫而发家致富的商人。这是没有的或者少之又少，所以茅先生枉下结论就偏颇了。
　　到如今，这样的体制和官商勾结的传统改变了吗？没有！
　　正如茅先生说的：“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
　　这说明富人仍然要像传统社会那样获取财富，你给官员上贡是不是贿赂？违不违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依赖权势谋取不当利益？这部分成本最终谁来担负？还不是穷人？穷人为富人提供了劳动力，付出了机会成本，将资源有偿转让或者无偿转让（包括官商勾结对穷人的剥夺，官方将公共资源转移给富人，富人窃取的公共资源，享受的更多公共福利/设施）给富人，而富人只是对这些资源进行了组织和引导而已，所以是穷人养活了富人，茅先生说穷人靠富人养活是本末倒置的胡话。而穷人比起富人更是容易受欺侮、受剥夺，不然怎么人人都不想做穷人都想做富人呢？相对而言，富人还可以和官员打交道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穷人恐怕连这个机会都是没有的，被剥夺起来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而出现这种官员亲富而不是亲民的风气的原因，与富人放纵或者诱使官员不也是有密切关系吗？如果按照茅先生谁更值得同情就应该帮助谁说话的逻辑，岂不是穷人更应该得到茅先生的帮助？穷人仇恨这部分与官员有着上贡、陪护关系的富人是有道理的。而茅先生还将仇富中的富人和企业家等同起来，实际上中国人并不仇恨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比如马云、比如杨元庆，这些都是民众尊重甚至崇拜的英雄。可见人们仇恨的是不当得利的富人，这与茅先生的主张并不冲突。
　　这样，我看茅先生的毛病就出来了，他不敢联合穷人和正当商人，来谴责导致现状的那些贪官污吏以及现行体制，而是将富人和穷人作为对立的双方拿来说事，所以茅先生真的是老了。因为他失去了正确判断事物根本原因的能力或者失去了解决真实矛盾的勇气。只能依靠这样讨好富人，哗众取宠的言论来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话语权。他的逻辑开始让人费解，一方面他认为富人不好过的障碍是官僚体制，另一方面又把富人不好过的原因归咎于穷人的仇富，实际上真正仇富并能对富人产生威胁的是那些吃拿卡要的官僚而不是穷人，因为穷人根本没有力量对富人产生什么大的威胁，茅先生仅是对官僚发出了抱怨，但是却将矛头对准了所谓穷人的仇富情绪，这是避重就轻的态度。茅先生界定了哪些富人不是自己要为之说话的，但是却并不清楚，那些应该为之说话的巴结官僚、对官僚以钱、色讨好，陪吃陪喝的商人难道大多数不是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之流？茅先生似乎也无法理清其中的界限。在对假借为穷人说话的仇富沽名钓誉者和真正为穷人说话的正义之士之间茅先生干脆都懒得界定了，这种笼统的批判大有让人们自由心证罢了，这不像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该说的话。更何况茅于轼的想法很难实现的，就像他说任何一位企业家都要巴结官员一样，而现在这些富人都是获得了巨大财富的，这说明他们肯定从官商关系中获得了好处，中国本来就流行官商，官商就是官员和商人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茅于轼想为商人争取好处而挑战官场规则，不仅个人能力有限，就是富人都不会全心支持的。这样看来，茅先生是官僚面前不讨好，在富人那里也未必能讨好，到了穷人这里就更难讨好了。
　　茅先生猜测国内有人要打倒富人，重新对财富洗牌，我想这些人是有的，他们就是所谓的“老左派”（old left）和某些激进的“新左派”，这些人多是依附以官僚和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改革开放催生了新财富阶层的同时也打击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仇视现行的做法。这些人是邓小平要“防左”的重点对象。但是，他们与主张社会公平正义的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后者更加注重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利益集团以及他们谋求财富的解析和反思，有些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富人和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就像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说的，30年来，改革有着“固化”的态势，就像吴敬琏先生说的现在的改革几乎停滞了，社会板结了，改革的动力有消失的危险，这就是那些真正主张社会公平正义的人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就是要把改革不断的深入推进下去，而这些人大多是从为穷人说话开始的，因为矫正穷人的利益得失是任何社会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出发点，这也就是和谐社会的根源，先富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共富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是当今世界各文明国家的共同目标。这些人不是要打倒富人，而是要拯救富人，让富人从潜规则的勾结中脱离出来，赢得穷人的支持，一起来推进改革，所谓良药苦口，富人可能会为此付出不当得利的代价，但是改变社会的不良体制，无论对富人还是穷人都是有益的。正是因为有些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只顾眼前利益不及长远的做法，才是引起诸多非难的原因。
　　茅先生不能理解现在的各种利益主张，以及社会改革的持续性，这种老人日趋保守的惯常表现就体现出来了。
　　茅先生试图将富人和穷人分开来，想说明富人是话语权上的弱势群体，实际上茅先生违反了基本常识，无论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的研究还是社会学界的实证调查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决定话语权的不是人数的多少，而是掌握的资源、活动的能量和公关的效率，在这方面富人是有优势的。试问，现在国内的媒体尤其是财经类媒体哪些不是富人掌握的呢？试问，能够和官员一起娱乐，一起谋事的是富人多还是穷人多？更何况，富人多数是集中起来的形成利益集团，而穷人多是一盘散沙，他们的话语效率怎么能同富人相比？所以，现行的立法、决策又多是受到富人的影响，比如各种物价上涨，比如奴工问题，比如民工讨薪问题，穷人的声音不可谓不多，但是依然得不到解决，而富人极力反对的遗产税，在争论了10多年后仍然遥遥无期，到底谁才是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便一目了然了。如果说富人是弱势群体的话，那也是在僵化的体制和贪官污吏面前而言，又何必拿穷人说事？如果茅先生真的愿意为穷人做事，为何不在这些问题上发挥一位著名学者的影响力？
　　当然，茅先生有选择为谁说话的权利，但是没有必要为自己辩护贴金，也没有必要制造富人和穷人的对立，套用茅先生最后一句话：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讨好富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和富人都不利。
　　现在的情况是既有人做不良富人的话筒幕僚，也有假借为穷人说话谋求不当得利的伪正义之士，这些都要批判，批判一方而无视一方难平衡。更有为合法富人说话的人，也有真为穷人主张利益的人，这些我们都应肯定，尤其是后者的话语权目前来说是最弱的。如果茅先生想平衡目前国内各种利益主张，想要平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话语力量，站在真正为穷人说话做事的立场似乎更加符合茅先生的初衷，看来并非如此。但是，作为真正的学者首先要追求的是真理，追求改善出一个更好的体制大环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才是必要的。
　　茅先生信誓旦旦地说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但到目前为止除了救助了一位贫困生和搞了一个小额信贷试点外，鲜有报道茅先生为穷人做事的实例，但是为富人做事倒是茅先生孜孜以求的理想并在不断实践中，茅先生多次为石油涨价说话，为富有的石油企业如何保障供应安全出谋划策。因为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为富人做事不一定要坐在办公间里身体力行，能够发出影响公共舆论的话语才是最重要的做事。所以茅先生想通过批判似是而非的“仇富”论来为自己为富人说话做事粉饰一番，令人看来很虚伪。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李敖马甲（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荆楚网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