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整整两个月了，然而，处于大地震震中的汶川县“尘埃仍未落定”——关于汶川县城是否需要异地重建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在这个问题上，有关专家之间出现截然不同的意见——反对异地重建者，称这是“逃跑的行为”；而支持者则认为，在重建问题上，再也不能坚持人定胜天的观念。而真正的当事人，数万名在酷暑与密集的帐篷中等待着的羌民们，一直在等待着争论的结束。（《京华时报》7月12日，央视新闻调查7月5日）
灾后重建尤其是象汶川这样整座县城的重建关系重大，涉及的问题、矛盾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那么，就此出现争议，无疑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正当、必要的，至少通过这样的争议，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灾后重建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将其所面临的问题尽可能地暴露出来，并据此采取更加审慎态度，更加翔实周密的开展我们的工作部署。
但要想使“重建之争”真正能达到这样的积极效果，一个前提显然必不可少，那就是：这样的争议，只应该是科学、事实之争，而不能掺杂太多与此无关的其他因素。
这是因为，无论是是否“异地重建”，还是在哪里以及怎样“异地重建”，首先都是一个科学问题——如对地震破坏及其次生灾害的深入评估，对当地以及重建地地质环境、生态容量的准确分析，对灾民灾后生存状况及生活需要的全面完整把握，等等。而要保证对于这些问题判断的科学性，就必须直面和尊重事实——深入灾区一线、以严格理性的态度进行充分地田野调查，以事实为据、用事实说话。
从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参与“汶川重建之争”的有关争论方，似乎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其所持的观点、所做的论证，看来更象是一种想当然的意气、私利之争，而非基于事实的科学、理性之争。如有直斥异地重建为“逃跑行为”的专家，在一面承认“我不知道，我没去过”，“在汶川实地只呆了一天”的情况下，却一面又信誓旦旦：“搞我们的这种专家到山顶一看……基本就清楚了”，并且，还以“这些人岁数有多大，他们以前是干什么的，他们对这些的判断能力如何”为由，质疑与其观点不同的专家通过长时间灾区实地、田野调查所得出结论的科学性。
这或许正象另一方面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建设部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驻阿坝州组长所感叹的：“单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确定汶川县该如何重建，并不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其中，所面临的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也是导致结论迟迟无法做出的原因”。
就此而言，“反对异地重建”的观点立场固然需要尊重，但所谓“逃跑的行为”的判断依据，却委实没有什么说服力——起码，这并不是一个有价值的科学判断，甚至也显得不够人道——如果科学研究表明，灾区确实已不再适合人居住，出于尊重和保全灾民生命、改善其生活品质的需要，“逃跑”——“异地重建”又有什么值得苛责厚非的呢？难道，为了某种狭隘的意气、私利，置广大灾民于隐患重重的险恶生存处境，才足够“勇敢”？
稿源：荆楚网
作者：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