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能否得以实现，有一个基本前提，乃是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来保证真相会被获知。
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案一被曝光，就引起广泛聚焦，因为伊始信息传播的不完整，诸如警察“打死大学生”，“警察施暴”，迎合了民众对于警察的负面认知，致使舆情几乎完全向受害者偏转，大部分民众，将六名警察看作是警察机构中无法无天的败类。
媒体的传播的确是利用了“警察”这个身份，以及民众对于警察的不满情绪，有评论家就对此作出过批评（晓宇：别拿身份当满足正义感的画皮），然而，我所不认同的是，媒体的这种“身份利用”能对案件造成多大干扰？其实大可不必忧虑，因为媒体并不可能依靠制造“假象”来向权力机关施压，相反，权力机关在某些时候，却可以利用“权力垄断”和“暗箱操作”，以权废法，直接遮蔽罪恶，我们的现实里，这正是造成司法不公的基本方式。
民众对警察的恶意揣测，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而究其根源，乃在于警察执法中所存在的滥权行为，而事发之后执法机构的自我包庇，使得公众的不信任感更加强烈。如此情形之下，“真相”就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执法机构在那边自说自话，民众却在这边“恶意揣测”，双方不可能有交点。
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涉及到执法机关自身工作人员的案件，我们依然只能依靠执法机关在那边进行“自我调查”，“自我举证”，这种“利益相关者”充当裁定者，“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的做法，无疑正是哈尔滨警察打死人案的制度之困。倘若公众和舆论要说服自己相信调查和处理结果，则只能强行让自己相信执法机关“自我检讨和自我纠正”的美德，而这，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之下，无疑是痴人说梦。如此一来，纵使有执法机构可以大公无私，真的自我纠察了，公布真相，公正处理，也必定依然无法获得信任，如此，“真相”就消失了。
无独有偶，就在哈尔滨案发生的几天前，10月3日，河北公民杜学雷在河南省内黄县楚旺派出所内，被多名警察围殴致死。然而，我们唯一能够得到的宽慰竟是，作为嫌犯警察上级机关的内黄县公安局纪检委书记承诺：“警方绝不护短，一定彻查此事。”显然，这种警察作为当事人的类似案件，并不在少数，倘若我们要达成寻求真相，追求公正的目标，就得改善此类案件的调查机制，让警察机关，至少是当事警察所在及其上级警察机关，采取回避原则，而引入第三方的独立调查机制，进行独立调查，以期最大限度的逼近真相，实现公正的目标。
无论是杨佳案，杜学雷案，还是此次哈尔滨案，因为当前对牵扯到警察自身案件的独立调查机制的缺失（无论是施虐者还是受害人），使得真相的谜团始终难以迅捷有效的解开，民众与警察机构的对立情势也并未得到有效化解，如此，其实是一个双输的结局。最后，但愿我们的立法机关，能以此等具备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为反思起点，开始思考建立此种独立调查机制的法律支持体系的问题，如此，我们方可真正避免杨佳，杜学雷和哈尔滨案之类悲剧的发生。
稿源：荆楚网
作者：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