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社会各界尤其是大学校园纷纷开展各种活动以纪念五四运动，学习五四精神。然而，一些活动却让“学习”与“纪念”变了味，曲解“五四”的本质，把对五四运动的追忆演变成一场简单的节日狂欢。笔者不禁拷问，在纪念“五四”中不断的忘却“五四”，是对“五四”事件的误读，是对“五四”学人的无知，还是缺乏实践“五四”精神的人文自觉？
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包含着或者说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再是1919五四爱国主义政治运动。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后改称《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新文化倡导力量和革新青年力量的有机结合，不断吸纳和凝聚新力量，使《新青年》具有全国性的基础。由于当时中国与世界的特定历史条件与历史环境，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孕育，1919年5月4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北京的三千多名学生齐聚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 “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爱国救亡运动，并拉开了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序幕。
细读“五四”，笔者以为“五四”不是一个简单事件的实现，而是一个时代的概念抽象。“五四”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更是一个决裂变革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理想，都获得了空前的同等话语表达的机会，及至后来种种主义、理想的政治实践。对于这次运动，有人将其喻为春秋战国之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时代，有人将其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种种现象表明，“五四”主要的不是反传统，不是打倒“孔家店”，而是引入新思潮，引入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资源。
“五四”的先驱与“五四”的青年一代引领着社会潮流，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以青年人决裂的勇气与先进的思索，奠定了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折。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傅斯年、朱光潜、梁漱溟、蒋梦麟等，甚至康有为、梁启超元老也参入到五四运动这一浪潮之中。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和文人群体，这些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其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表现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鲜明的“公共关怀”。
尽管五四运动距今已经90年了，但先驱所倡导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宣传民主科学的进步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追寻时代潮流、把握时代命运的伟大精神，仍然是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精神财富。诚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得部分青年人背弃这份精神，缺乏“五四”精神的人文实践。但作为今日之新青年，唯有重拾“五四”时代遗留的宝贵精神财富，秉承“五四”学人的价值理念，如此才能推动我们的国家复兴和谐发展。
正如李大钊所说：“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以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五四精神真正的内涵并不在于当年的先烈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而在于他们时刻关注着社会，将自己视为社会的一分子，追求进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激情。
“五四”青年节是“五四运动”的不朽果实，过青年节就在于续接“五四精神”。在新时期，就是要把五四精神符号化的东西内化为青年的文化自觉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做新生代的新青年。譬如，把爱国热情和做好每一件小事的理性结合起来，积极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知识，以开放的思维和心态待人处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这就是对“五四”精神最具体的解读和传承，也是“五四”精神在这个时代的充分体现。
稿源：荆楚网
作者：周显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