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巴东37天”再反思

　　毫无疑问，邓玉娇案对于巴东来讲，不仅仅是当地的事，也绝不仅仅是司法的事。
　　6月18日《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做了《与邓玉娇案相关：巴东37天》的报道，从官方视角梳理37天的“来路”：这起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的刑事案，被当地人称为“三特”（即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特殊身份）案件——晚8点，一位官员在色情洗浴场所被刺身亡。警方早期公布的相对模糊的案情，又给了公众极大的诠释空间。从5月10日至6月16日，发生了律师忽然被“解雇”、野三关镇打记者、巴东城“半戒严”等事件，公众和巴东政府情绪日趋对立。邓玉娇案逐步演化为邓玉娇事件，巴东政府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该案的过程和结果，应成为一个很好的官员培训教例。巴东当地官方，何以一度陷入“不管说什么都会被网民骂死”的窘境？官方意图和民间舆论，如何良性共处和良性互动？如果“错在起点”，那么如何才能“对在终点”，从而使“输在起点”变为“赢在终点”，而且这个赢是多方的共赢？经验与教训，都太深刻了。
　　该案前期，可谓特别“纠结”。巴东警方会三次更改案情通报，将“特殊服务”变为“异性服务”、“推倒”变成“推坐”，这就是明证。民声中，“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成为一句名言，这话有双重含义：一是担心成为黄德智“性求”和邓贵大“扇击”的对象，二是担心成为被警方“牺牲”、被官方“抛弃”的弱者。“我们今天都是邓玉娇”，这一强烈的心理“指示”，无法不让舆情沸腾。
　　邓玉娇案其实已“冲”出中国，成了世界关注的新闻。诸多国家诸多媒体都报道了该案件。6月16日出版的《中国周刊》，援引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评述：“邓玉娇案之所以引发愤怒，是因为人们把它视为一位弱女子反抗三名有财有权之人的性要求的案子。很显然，如今中国很多人不相信有关当局，不相信警察和法院系统。在发展出那样的法治系统之前，很多人会继续认同胆敢和权势者对着干的人，为那些有勇气反抗权势者的人喝彩。”官方和司法今后处理类似事件，都应看到这一点，这才有可能避免习惯性、下意识地走向民意的对立面。
　　如果没有舆论全面而强烈的关注，巴东这37天，可能会走得更曲折。总体来说，舆论对巴东官方和司法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舆论帮助了邓玉娇的同时，其实也帮助了巴东官方。对于当事人邓玉娇，司法其实不用担心是不是“不放不足以平民愤”，公众只要你按法律、按证据、按事实、不偏不倚地公正处理就满意了。
　　当地政府官员说，巴东政府确实没料到这起简单的刑事案会引发公众和他们的尖锐对立，“到了后来，事情就变成了一切都为了维稳”。法律法治与社会目标的结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同样可能是“双刃剑”，就像舆情可能是“双刃剑”一样。
　　英国法学家约瑟夫·拉兹曾说过一番发人深省的话：“在法治的圣坛上，如果拿太多的社会目标当作祭品，那么可能会使法律本身变得贫乏和空虚。”这是“防范性”的提醒，是说法律手段与社会目标纠结在一起的时候，要提防互为伤害——以法律的手段追求太多的社会目标，反而可能会牺牲社会目标，最后将可能反过来戕害法律本身，使法律成为空中楼阁；所以必须警惕以法治的名义，不合法地追求各种法治之外“目的”。法治实际起到的只是一种辅助作用，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法治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如果对某些目标的追求完全背离法治，那么这些目标将不能通过法律这种手段来实现。好在邓玉娇案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试想，如果把目标定为“维护官场形象”、“维护官心稳定”之类，会是怎样？
　　一个案件中，官方有正确作为，能作出合法合情又合理的价值判断，这很重要；但此地此次做对了，并不能保证彼地彼案亦能正确处理之。这就需要理性制度的普适性保障。而普适制度恰是最难确立与施行的，套用一句老话来说理，那就是“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今后面对种种类似案件，要正确地作为，要统统都正确地作为，实非易事。所以，接下来很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成为案件正确处理的强力推手，也要成为制度正确建立的强大推手。

　　稿源：荆楚网
　　作者：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