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嘉琛：法治社会需要更多的“弱势官员”

　　《人民论坛》最近的一篇报道称，一种普遍的“弱势心理”正在社会上蔓延，很多中产、官员群体也在集体“喊弱”“哭穷”。在一项最新的问卷调查中，45.1%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在我国既有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中，官员阶层在各个方面都拥有天然的优势。政治上，他们比一般的社会群体更接近权力核心，具有话语权方面的优势；经济上，权力是当今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一个比较关键的度量衡，官员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筹码；在社交活动中，就连“官二代”以及与官员关系密切的群体尚且能处处受优待，更别提官员自己。
　　基于以上分析，近半数接受调查的官员给自己贴上“弱势”标签，难免让人颇感意外。但是，从法治社会正常运行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真正的“弱势官员”。
　　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部分官员感到“弱势”的原因。一方面，来自纪检部门、媒体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越来越多，尤其是有关部门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规定，让官员问责潮在近几年风生水起，这使得官员们虽然“高居庙堂”却不得不时刻“若履薄冰”；另一方面，官员既要完成相关政绩考核“对上负责”，又要多做让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对下负责”，一肩挑两头，各方面的压力确实不轻。
　　但是，无论是官员对权力的敬畏，还是他们对政绩的压力，其实都是法治社会对政府官员的基本要求，也符合民众对官员群体的整体期望。官员对行政权力抱有敬畏之心，才会将权力监督当作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官员对改善民生感到压力，才有可能提高行政效率，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民众觉得官员“强势”，而官员自称“弱势”，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源于我们对“官员”这一角色的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做官在我们当今社会已经发生了“异化”，为了一种谋求利益附加值的“终南捷径”，这也正是公务员考试一年比一年火爆的原因；而实际上，从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经验来看，做官在社会价值谱系中原本就不是一个“肥差”，它只是一种普通的职业选择和实现人生理想的方式，所受的制约却远远超过一般职业。前不久，新西兰房屋部长希特利仅仅因动用公款买了2瓶酒，就不得不被迫辞职，大好的政治前途毁于一旦；今年9月，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也因为在公务员考试中为女儿“开后门”，不得不公开致歉并引咎辞职。
　　如果那45.1%的官员是因为类似的事件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无疑是百姓之福，这样的“弱势官员”越多，我们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才会越快实现。此外，如果真有那么多官员声称自己是“弱势群体”，觉得当官“不划算”，他们大可以主动摘下官帽，退位让贤总比尸位素餐要好。
　　稿源：荆楚网
　　作者：汤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