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的李剑秋原来是单位的文艺积极分子,12年前被诊断为鼻炎癌晚期,化疗期间,每次都是唱着红歌,挺了过来。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她十分感慨:“是红歌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并称“一听这歌,我就忘了病痛,感到神清气爽。红歌已成为我生命中的支柱。”(06月22日 重庆日报)
“红歌治疗”这已经不算是非常新鲜的新闻了,曾《人民日报》1971年8月10日刊登过《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当然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有这样的新闻正常,能指导老百姓。因为唱了红歌后,腰不疼,腿不酸,上楼下楼也更有力了。可是,在这个时代,看见这样的新闻,是不是有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了”? 只不过是把学毛著改成了唱红歌。
“唱红歌”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在战场上一可鼓舞士兵的士气,二可让人增长无产阶级的浩然正气,对歪风邪气确实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如今让青少年唱“红歌”,对其青少年的价值观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增加爱国情感。比如:通过“唱红歌”让青少年回想起先辈艰苦朴素的岁月,引导青少年学习艰苦朴素的精神。通过“唱红歌活动”放映一些老的红色电影让青年了解过去。可是,如今“唱红歌”却成了官员们捞政绩,城市捞面貌的过家家游戏,这或许是创作红歌歌词的先辈们都没想到的。
光是唱“红歌”当然是不行的,就像光是吃饭打不倒敌人一样。但能不能说因此就不准吃饭不准唱“红歌”呢?“唱红歌”有必要进行,但是重庆模式的“唱红歌”,确实要不得。为什么要不得?你想想,老百姓唱了红歌后都可以治疗精神病、治疗腰腿疼痛,这“红歌”是不是唱得太离谱了,是不是唱得太形式主义,是不是唱的太假了?要是唱“红歌”还真能治疗疾病、治疗精神病,笔者看以后医院可以改名“红歌院”了,这或许是一个极具现代化的新生产业。
稿源:荆楚网
作者:柏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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