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后，刑事诉讼法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大修，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框架和内容目前已基本确定，在许多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对于证人作证方面，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8月22日《京华时报》）
也就是说，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大义灭亲”这一由来已久却没有多少律法精神的词条，终于具备了新的历史意义。
“大义灭亲”的词条始自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卫国大夫石碏累谏卫庄公勿宠溺公子州吁、屡劝其子石厚勿交厚州吁，均无果。庄公死后终于有一天，州吁弑杀当时国君卫桓公自立为国君，石厚参与其中。州吁乐起兵事，终致民怨沸腾，求计于石碏，石碏嘱州吁、石厚拜求陈国桓公，另使人请陈桓公将此二人按弑君者处置擒获，石厚被石碏指派家臣诛杀。《左传》对此赞叹说：“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古代“大义灭亲”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古来的“大义灭亲”，基本上都是父母之于子女，丈夫之于妻妾这种“上”对于“下”的大义之举；若是“亲”关系中的父亲、丈夫处于“上”位的有不义之举，儿子或妻妾奉“大义”予以诛灭的事例，近乎于无。《韩诗外传》中记载：楚国士人石奢为人秉公正直，受王命执理刑法，有一次他追捕凶犯，却发现凶手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过老父任其逃匿，自己赶回朝廷替父担罪，楚昭王为其开脱，但石奢认为若缉拿父亲伏法是为不孝，不执行国君之法是为不忠，所以他只能自己担罪，遂引颈于朝廷。
从古代的“大义灭亲”来看，其“大义”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封建礼教里所奉扬的纲常伦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弑君夺位者当被为父者以“君纲”“父纲”的“大义”所灭。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还有青天包大人斩亲侄子包勉的桥段，然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律法就规定亲属诉讼回避制度，唐代即有“凡鞠狱管与被鞠狱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的条文，而发展到宋代，诉讼回避的范围更广，规定更为细致，因而包公斩亲侄根本就是知法犯法。
所以说“大义灭亲”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其实跟律法关系并不大，它只是统治者宏扬纲常伦理，在律法规则之外的血缘、家庭、宗族的伦理关系中，强化宣传维持其统治的一种文化，也是老百姓求诉于律法不得，而对于在权有德之人对于纲常伦理、社会道德一种理想的期盼和向往，这种“大义”必须以“灭亲”的决绝和无情才能得以彰显，实在让人不寒而栗。传统文化中，“君纲”、“父纲”经常同时存在，并且出现“君纲”与“父纲”互相矛盾的时候，同时为人臣又为人子者必须在忠孝间作出抉择，由此可见，其所谓“大义”实际上没有相应的标准，是因时因人而异的，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大义灭亲”其实不具备法治精神。
不再鼓励“大义灭亲”，承认“亲亲相隐”无疑使法律更有人情味，但并非就此全盘否定“大义灭亲”的行为，当今时代，所谓“大义”正是我们信奉的法律条文法治精神，尊重“亲亲相隐”自是回归伦理人情，但不可否认，理性地接受法律制裁，帮助亲人在犯罪道路上以最小的成本获得重生的行为依旧值得欣赏。举“法律之大义”并非为“灭亲”，而是尊重法律，治“病”救人。
稿源：荆楚网
作者：邓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