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塞翁失马”出自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作为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顾儒、法、阴阳五行等学派的综合性哲学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然而在筛选并过滤掉各家学派思想争鸣背后，单就从辩证法和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塞翁失马”的行为意识形态重构。

　　众所周知，“塞翁失马”的下半句是“焉知非福”。故事想说明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两面性，并在一定条件下二者能转换之。譬如好与坏、真与假、善与恶等，与《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涵义如出一辙。但其理论逻辑与行为模式同行为心理学具有一定的排斥性。首先，塞翁丢失马匹，说明马匹管理工作不到位，他不但没把马追回来，反而主观思想消极怠慢，放任自流，给马群造成了一定经济损失，存在工作失职。其次，丢失的马匹竟带回胡人的一群骏马，实为偶然所得，实乃“不义之财”，并非主观意义上的努力所得。再者，塞翁之子不慎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断大腿，因此躲过服兵役“一劫”。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塞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照理说，塞翁之子因腿瘸得以保全性命应属于行为心理中的“意外之喜”，但塞翁认为此乃好事一桩。试想，倘若年轻力壮的男子都如塞翁那样，对自己不负责，对家人不负责，对国家不负责，胡人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直至亡国灭种，悔之晚矣。人之已死，形毁魂灭，谈何百家思想的“百花齐放，兼容并包。”同时，塞翁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孩子的思维特质和个性成长，甚至决定其性格，而正如精神分析学派大师荣格所言之“性格决定命运”，并将影响其一生。

　　由此，不禁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文中有云：“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发明固然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可见塞翁和阿Q二人在行为心理模式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无节制的自我膨胀，无休止的自我辩解，无限制的自我暗示。这类人往往在遇到天灾人祸，突发事件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积极应对，采取危机处置预案，实施抢救并转运伤员，而是抱以“只要天塌不下来，就和我无关。”的消极心理，坐在一旁等待结果，并因此行为模式波及到他人，似瘟疫一样扩散开来，以致出现群体性心因性的“蝴蝶效应”。

　　回到“塞翁失马”一事，我们不禁要问塞翁有无饲养马匹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其中是不是因为马匹生病了？是不是马圈草料饮水供应不足？抑或是马匹进入发情期了？倘若此假设成立，这正是扩大养殖再生产的绝佳时机。同时，塞翁是否掌握微观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操作原理？个体和聚群管理模式是否合理？马圈整体布局是否合理？通风采光环境如何？等一系列养马学识。(对于古人这要求有点高...)倘若任由塞翁听之任之，极有面临破产的可能，并由此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由此可见，塞翁既不是一个合格的牧民，也不是一个合格父亲，他不仅未能尽到身为人父的教育、引导和保护职责，而且缺乏最基本的养马牧马技能。没有尽到一个父亲教育、引导、监护孩子的责任。而最为严重的是塞翁之子因骑马而摔断大腿的事件表明，塞翁冷血麻木，愚昧无知，对儿子的生命和未来漠不关心。按照正常逻辑，儿子摔断大腿，塞翁应寻找医生，而不是在那里说“这怎么就不是一件好事呢？”的荒唐言论。要深知，儿子一旦残疾，别说保家卫国，连基本生活都难以自理。拖累个人不算，全家因此而受累，更别说今后谈婚论嫁和事业前途了。况且塞翁晚年生活谁来负责？儿子身心健康成长谁来教导？这一系列疑问都是早晚要面临的问题。

　　在辩证法中，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和同一及其关系的哲学范畴，转化性和同一性是事物的两种基本属性。事物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双方各自以对方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互为媒介，相互依存，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这同行为心理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还原故事本身，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虽有失偏颇，但孩子毕竟是父母的影子，父母的言行很容易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严重的会导致孩子心理扭曲，影响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此时再套用“精神胜利法”，孩子有垮掉的可能，家庭有破裂的可能，未来有暗淡的可能。

　　“塞翁失马”之后未必“焉知非福”。一味按照“精神胜利法”的塞翁式行为心理学模式，其结果势必会造成小事化大，大事成灾。何谓福？何曰祸？在辩证主义哲学中，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商讨的心理问题，但这并不会影响到事物发展的变化进程。对此，我们需对“塞翁失马”进行追本溯源，探究其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不能一味按照古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逻辑看待主客观问题。正如警惕“古人云”一般，我们要时刻警惕“塞翁失马”的行为重构心理。

　　稿源：荆楚网

　　作者：韦其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