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6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最根本的是健全完善制度机制。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6月26日新华网）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欲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选人用人导向是从政环境的风向标、晴雨表，如果用人导向不正，危害的是政治生态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也说，“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此次，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举措，不仅提高干部队伍活力，更让官场“能下”成为制度新常态，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有效震慑和整肃官场用人歪风，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对完善从严管理干部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增长放缓、简政放权、高压反腐背景下，一些领导干部得了“不为病”，身居官位却尸位素餐、不作为，平平安安占位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形如“政府摆设”，状如“公堂木偶”；有的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是并没有降级，遵循“违纪不违法”的潜规则，认为出点“小问题”，背个“小处分”不算什么，致使一些党员干部心无所畏、言无所戒、行无所止；有的官员被问责免职后，又悄悄复出，对背负处分的官员来说，惩罚的程度被大大降低，处分也成了暂别官位而已，只要挨过一段时间，就又“东山再起”；有的一门心思谋官，“三年不挪动，就想去活动”，职务往下调整时，就闹情绪、发牢骚，甚至工作撂挑子。不得不说，“能上不能下”、不作为、慵懒散等官场“弊病”是干部队伍建设中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没有程序来规范和纾解困局，长此以往，必然使干部产生精神疲惫和职业倦怠，滋生干部腐败，更严重阻碍改革的快速推进和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

　　可喜的是，此次对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出台专项规定还尚属首次。其实，早在2010年出台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就已将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作为改革目标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

　　“事如芳草春长在，人似浮云影不留。”《规定》以问题为导向，旨在推进官员“能上能下”，对官场选人用人歪风邪气“开刀”，笔者认为，“能上能下”让干部流动走进“春天里”，《规定》不只是调整那些不胜任现职的干部，对那些放到其他岗位更能发挥长处，或者有更合适、更优秀人选接替的，也要进行调整，努力使每个干部都能在相宜的岗位上充分施展才干，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事实上，重拳整治庸政懒政早已刻不容缓，有些地区已经先行一步，探索经验。例如，贵州省黔西南州实施的“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规定通过绩效考核、民主评议、明察暗访、“负面清单”等，精准“定位”懒政、庸政干部并将之纳入召回行列。但是，在全国完全推动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治以知人为先”，“庸者下，什么叫庸？谁来考核？谁来仲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下”的问题在实际中就很难操作。

　　“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因此，还需要一整套严格规范的运作程序和规章制度，要健全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制度，建立干部"能上"标准，完善干部"能下"规范，科学构建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和相关细则，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落实，要多角度了解分析干部、多层面比较干部和多侧面评价干部，结合目标责任制来判定哪些干部不适宜现任职务，避免“千人一面”。同时，突出党建工作实效，推行民意调查，实绩公示等方法，尊重员工的评议权，通过个人“亮绩”、群众“评绩”、组织“核绩”，检验干部实绩的“含金量”，让“下”的干部心服口服。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用好制度管理干部，关键在于抓好制度的落实，要把规矩立起来，突出规定执行的刚性约束，拉起从严治党的“高压线”，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规定》“能上能下”让干部有序流动成为新常态，是从严治党风向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结合地方和行业实际，党委（党组）书记是扛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因地制宜，振奋精神，勇于担当，承担该承担的责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严”的要求和“实”的精神立起来，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四类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发“鲶鱼效应”，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不断推动领导干部干事创业、改革攻坚的精气神。

　　稿源：荆楚网

　　作者：郑端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