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出现小偷小摸、不孝敬父母、邻里纠纷等现象，情节尚未构成违法犯罪的，交给谁来管？怎么管？村干部工作任性、不办事，却没有构成违纪，又交给谁来管？怎么管？为了回答上述类似问题，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童寺镇凰凤村村委会，修改制定了一份村规民约，并通过经济处罚和村内曝光的形式，试图让上述问题得到解答。（7月26日《成都商报》）
培育文明村风，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环节。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仅凭宣传造势及村民自律无疑远远不够。因而，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订立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村规民约，让大伙共同遵守，无疑很有必要。就这一点来看，凰凤村的村规民约确实作用不小。不承认这一点，显然有失公允。
譬如，凰凤村订立的村规民约，有着如下特点：事先通过一年多摸排调查，针对性强，可以说非常契合村庄的现状；发布前反复征求意见，且村民大会一致通过，自然能得到大伙认同；其中全是“土话”（即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而非空话、套话，可以说让村民一看就明白。更重要的是，一条一款，奖惩分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大伙心里全然有数。
正因如此，村规民约一经发布，效果立现：原先村民地里的蔬菜水果不时发现被“顺手牵羊”，现在这种情况很少见了；以前每月都会有五六起的村民纠纷，如今骤降为一两起。尤为可喜的是，自村规民约公布一年半来，村委会仅处理过3起违约违规之事，而公开曝光人数则为零。原因在于，村民们尤重“面子”，即便偶有人违规，也因不愿曝光而选择主动受罚，极少有抵触的。
不过，凡事皆有度，这个“度”即是依法而行。村规民约同样不能例外。若只图新版本“好用”而试图去打法律的“擦边球”，天长日久必生后患。就如村规民约规定，一旦村民违规违约，轻则批评教育，重则罚款，外加村公示栏乃至“高音喇叭”曝光，这就很值得商榷。
就罚款而言，村规民约不是行政法规，更不是国家法律，没有发布此规定的资格，村委会当然也没有相应的执法权。至于当地村委会将“罚款”包装为“违约处罚”，指此款用于“补偿利益受损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村规民约并不等同于经济合同，此“违约”亦非彼“违约”，如此套用“合同法”之规定，岂非过于牵强？
再说“曝光”，若系村民一般性吵吵嘴、打打架，又不听招呼，曝曝光尚可。而一旦涉及到个人隐私或名誉的家庭纠纷及私人瓜葛，动辄在公示栏“亮相”，甚至用“高音喇叭”广而告之，则有侵害公民隐私权及名誉权之嫌。倘若为此引发诉讼，得不偿失不说，更有违订立村规民约的初心。
何况，即便抛开法律层面不谈，实际执行中也很难操作：譬如，村民纠纷若产生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当医则医，当赔则赔，完全用不着以“罚款”去“补偿”。何况有些纠纷，很难界定谁是“受损方”，这笔款又该“补偿”给谁？再说村民纠纷大多为一时之气，过了就过了，若非要以一方的“罚款”去“补偿”另一方，岂不是“旧仇刚消、新恨又起”么？同理，一味“曝光”，或让当事方感觉“面子全无”，很可能由此让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甚至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
其实，“曝光”无须只盯着“反面典型”，而“罚款”亦并非“万应灵药”。举个例子，安徽省休宁县岭南乡的村规民约，就重在宣传“好家庭”、“好夫妻”、“好婆媳”等正面典型，让其引领乡村新风，这就比专事曝光“反面典型”更具激励作用。又如，云南文山天保村以村规民约制约“份子钱”，也算独具特色：凡严重违反者并不“罚款”，而是取消其低保等惠农待遇。理由很简单，你既然有那么多钱去“随份子”，自然就没有了领取低保的资格。
话又说回来，订立村规民约，本就为推进乡村文明建设，若其“内核”尽皆偏离法治“红线”，岂不有违初衷？显然，如何在其中既体现“实用、适用、好用”，又做到依法而行，是当下各地乡村订立村规民约过程中面临的又一课题。
稿源：荆楚网
作者：徐甫祥
（作者： 编辑：刘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