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最后一名在逃的公安部A级通缉令嫌疑人郑贤聪自首，徐玉玉被骗猝死案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而这几天，动向君所在的湖北也接二连三的爆出电信诈骗案。据媒体今日报道，54岁的武汉市民李先生“跳江的心都有了”：被骗走30万，其中10万是养老钱，20万是被骗子忽悠着贷的款。而他接到骗子的电话，是在挂掉贷款公司电话的几分钟之内。
这种“精准”，让人后背发凉。想想徐玉玉案，被泄露的不只是电话号码，还有她要上大学、获得了助学金。“业内人说”说，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接触到数据的工作人员人为泄密，二是提供服务的第三方获取数据后泄密。至于黑客入侵，似乎还用不着，因为漏洞已经够用。
对于“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我国刑法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刑罚七年+罚金，这还是去年刑法修正案修改的成果，原最高刑罚为三年+罚金。相比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个修改不到一年的法条，威慑力仍然有限。低成本、高收益的诱惑实在太大，信息泄露已形成产业链。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5.7万起，是去年同期的2.5倍。这并不意味着电信诈骗犯罪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相反，这是案件数量基数增长的结果。去年，中部某省刑侦总队坦言，电信诈骗案发量呈爆炸式增长。
“破案率低到不好意思说，大概不超过3个百分点”，以至于徐玉玉案的嫌犯们火速归案后，有人惊呼：原来电信诈骗案是可以破案的！百度搜索“电信诈骗”，结果多达2千2百万条。当然，不只在中国，电信诈骗已经成为各国“顽疾”。
2014年，日本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超过5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2亿元）。美国以税收为由头的电信诈骗也相当泛滥。2015年，美国破获该国有史以来最大一桩冒充税务部门行骗的诈骗案，受害者3000余人，诈骗金额超过1500万美元。
2007年，日本议会通过了《假冒账户存入受害者救济法》，授权银行对可疑账户进行冻结，并对受害人的债务减记、受骗金额返回等做出规定。美国国会早在1991年就通过了《电话消费者保护法》，2003年又通过《控制非自愿色情和推销侵扰法》。
日本一些银行则推出的防诈骗ATM机，一旦探测到取款者边打电话边进行转账操作，就将强制停止转账。美国在电信运营商之间建立了一个“拒绝来电名单”的注册网站，让民众免费上网注册自己的家庭电话或手机。除了慈善机构、政治团体或电话调查者之外，任何人向这些号码进行电话推销，都被视为非法行为。
他山之石，虽然不一定能杜绝电信诈骗，但其立法的前瞻性、部门之间的联动性，以及依托技术不断更新方法的诚意，值得学习。而这些举措，精准地指向了电信诈骗案中的最伤人的两个痛点：个人信息泄露，和无孔不入的诈骗行为本身。
这两大痛点，正是徐玉玉等一系列电信诈骗案之所以引发舆论极大关注的根本原因——逝去的生命，只是加剧了案件的悲剧色彩。这也非一日之痛，早在2009年，《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工作就被提上了议程，只是7年过去了，还未写下八字一撇。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派出所一保安队队长，私自登录“公安部人口管理系统”，获取公民个人信息4000余条，对外出售；上海某银行经理，在央行的信用报告库里下载1万多份征信报告，远远超过了一个营业部的需要量，但无论是银行还是央行，都没能发现这个问题。
某电信运营商负责人表示，运营商对信息安全保护只是第一步，还涉及公安、通信、银行等其他多部门。这绝不是踢皮球：政府、民航、教育、金融、医疗等部门，掌握了无数的公民个人信息，可相关保护远远没有跟上，甚至在系统内部根本就没设防火墙。
让人尴尬的不止这些。徐玉玉案的6名嫌犯中，3名来自福建安溪——一个被称为“骗术之乡”的地方。动向君不禁想起另一些名声在外的地方：“PS敲诈官员之乡”——湖南双峰，“重金求子诈骗之乡”——江西江埠乡，当然，还有骇人听闻“盲井村”。
今年7月，70份判决书将PS艳照敲诈官商案和双峰县一起，再次推向风口浪尖。早在2013年，湖南双峰街头挂起这样的横幅：“掀起一场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的‘人民战争’！”如今，这场战争仍在继续。
可“战争”，终究不是常态。魏则西事件，让百度和莆田系成了众矢之的；孙志刚事件，直接加速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一直以来，非常态化的整治，似乎更像一种常态；运动式的改革，很难不让人想起治标不治本的“严打”。
武汉的李先生坚强地活着，破案却或许遥遥无期；徐玉玉的生命骤然逝去，她的案子却在两天内告破。这是生者的不幸，还是逝者的悲哀？连日来，无数的媒体写下了无数的文章，来揭露、痛骂、根治和预防电信诈骗，无需动向君赘述。
顽疾就在那儿，药方也在那儿。讳疾忌医后再想疗伤祛毒，恐怕需刮骨。
（动向新闻袁超一）
（作者： 编辑：周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