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创新，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认真总结70年来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系统的规律性认识，构建能够反映中国特色、体现本土化和原创性的经济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形成反映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
构建能够反映中国特色、体现本土化和原创性的经济发展理论，需要以中国式的现代化为主题主线，从发展条件、发展历程、发展问题、发展机理研究入手，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形成规律性认识，作出学理性结论。
1.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条件研究。首先要分析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同西欧国家同步生长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地主制经济形态与小农制生产方式滋养了农耕文明，但阻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其次要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进行动态分析。第三，还要研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
2.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历程研究。分为五个时间段落开展研究，即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展望。通过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历程的理论分析，可以观察到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艰辛与成功，可以体悟到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现代化情结。从重点领域的“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小康社会；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通过发展历程研究，可以搞清楚支撑中国70年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所体现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对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进行规律性总结和学理分析。
3.中国当代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在发展条件和发展历程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影响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有利于形成学理性结论。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及其路径的独特性。主要包括：不搞殖民掠夺；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不掠夺农民，避免两极分化，防范市场盲目性危机；政策取向体现真实的民生优先等。在当代中国，重视民生不仅是执政理念，而且是真实的社会实践。民生问题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位置。以人民为中心是具体的：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目的的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人，作为创新主体的人，作为投资和储蓄主体的人，作为消费者的人，作为弱势群体的人。全体人民的范围大大超出了西方所重视的有产者和中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路径问题上，头脑是清醒理性的，始终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主张现代化是包括农业在内的现代化。遵循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但强调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计划安排秩序。既不走英国“羊吃人”的路子，也不是简单地模仿美国技术对人力资源的替代。
二是长时期中高速增长的动态分析。增长可以是有效增长、无效增长、有害增长，有增长有发展，有增长无发展。而发展不可能只有发展而无增长。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带有后发赶超型特点，中国人口多，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内在要求。在“赶超型”经济体中，中国的表现是独特的。通常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实现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如战后的日本从1955至1973年的18年间，GDP年均增长9.8%，从1974年至1991年17年间中速增长，GDP年均增长4.3%。也就是说，日本被称为世界奇迹的高中速增长持续的时间为35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GDP年均增长9.5%。即令是改革开放前，以1952年为基数，1953年至1978年26年间，年均GDP增长也有6.1%（1950年至1952年统计为社会总产值，年均增幅在20%以上）。因此，从近70年来的总体发展过程看，中国是实现了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的。即使近年来我们主动调整经济增速、推动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依然位于世界前列。由于具有内生动力，由于回旋余地大，中国的中高速增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三是对“短缺”与“过剩”的“两个超越”问题研究。作为发展中大国，力求避免后发劣势，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致力于实现“两个超越”，即超越“短缺”，超越“过剩”。科尔奈对苏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个经典的描述，即“短缺经济”，其实，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在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生产能力不足和生产资料产业优先发展，相对于消费需求而言，都存在着短缺的问题。真正的难度在于发展起来之后超越“过剩”。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就出现了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的现象，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的产能已近峰值，房地产出现结构性、区域性过剩，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面积超出实际需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综合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风险等，都是超越“过剩”的制度安排和战略举措。
四是政府作用与“市场决定”的相生相伴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中国政府集中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比较强，动员组织的能力比较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在发挥作用，使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相得益彰。这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实践中，是新尝试和新突破。从资源配置的原理出发，西方经济学基于信息分散、不完全、不对称，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处理信息和配置资源，但同时要看到，市场也有盲目性。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是一个显著的特征，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仍使不少西方国家深陷其中，并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广泛质疑，这跟盲目地崇拜市场有着重要关系。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政府的地位不同，加上组织系统能力和有效运用互联网，中国政府具有集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可以运用市场的办法影响市场，在催生市场、维护市场的同时，弥补和矫正市场。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优势，中国不仅仅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而且保持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样的实践和理论，超越了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和西方经济学理论。
五是从指导思想和制度设计上体现“激励相容”问题研究。西方经济学认为，在竞争条件下，激励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要激励就必须私有化。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安排中，同样解决了激励问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中国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同时不断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这实际上是真正的“激励相容”，能够较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激励不能无视收入差距过大甚至两极分化，积极引入激励与竞争，同时防止两极分化，不断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六是持续改革形成持久发展动力问题研究。持续改革，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即令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调整与改革也没有间断。中国当代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体制机制改革、设计、优化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政府和学者的参与，还有社会广泛的参与；既有体制机制设计的理论，又有生动的体制机制不断优化的实践。其广度和深度大大超出了西方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范围。
七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多变量复杂系统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表达为多变量组合模型。有投资的变量，有消费的变量，有分工的变量，有动员组织以及协作的变量，有竞争选择的变量，有科技创新的变量，有不断改革的变量，有政府作为的变量，有社会参与的变量，等等。
八是经济发展中的曲折教训与潜在风险研究。理性地回望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历程，深刻剖析当代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总结和肯定主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曾经有过的困惑与曲折和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比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 “大跃进”中的脱离实际，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先发展后治理，防止系统性风险，避免危机、超越过剩，等等。
中国能够反思并正视这些问题，并且不断地加以解决。这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念密切相关，加上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之痛，加上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追求，使中国人具有持久的压力和动力，能够博采众长，能够常变常新，这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守成自满形成了鲜明对照。
4.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机理研究。主要涉及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义、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和发展路径问题。一是关于发展道义方面的问题。与发展道义相关的主要有发展的目的目标、发展的协调性稳定性问题、发展的思想理念、中国发展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和平崛起等问题。二是关于发展动力的问题。推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系统，当前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需要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体制的改革，研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三是关于发展机制的问题。既涉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又涉及政府作用的机制。需要重点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市场作用问题，重点研究政府的作用及作用方式，包括政府作用的结构性特征。四是关于发展路径的问题。从基本国情出发，彰显后发优势，应对后发劣势，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径依赖。需要重点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沿革及引导功能，研究围绕经济结构安排和优化的指导思想，研究经济体系建设的动态轨迹，研究区域和产业政策的作用及途径。
二、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要体现本土化和原创性
原创性的实践产生原创性的理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根植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中国的实践是丰富的、生动的，也是独有的、独特的。
1.关于学理构建的原创性问题。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产生影响的思想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成果。
除此之外，改革开放前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我们，对此应该进行理性的实事求是的评估。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中国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产生广泛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为高校教材，其中重要的理论观点如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有计划、按比例等，深入人心。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构建，到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路径，包括之后的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思路，都试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苏联的“两本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有分析有保留的，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同志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中。改革开放之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大了，而且解放思想往往还要突破其中的某些理论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有两种观点值得商榷：一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前期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后期是凯恩斯的经济学，除此之外，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是微不足道的；另一种认为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保持警惕，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笔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主要在技术层面。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而不是反过来通过市场经济来改变我们的制度。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运用不是简单地照搬照套，而是从中国具体的实际出发，有选择有条件有前提的认识和运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接触得比较多的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比如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而当经济过热并出现波动时，货币主义被关注，当经济增速放缓时，凯恩斯经济学开始受到重视，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波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契合了政府作用的内在需要，契合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需要。发展经济学，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需要解决的问题相联系，也较长时期产生影响。产权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对于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以及生态建设产生影响，引入产权的概念，既可以解决不同所有制、特别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接的问题，又能将制度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理解改革的必要与重要。近几年来供给学派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这与转变发展方式和发展动能的需要相关联。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广泛使用了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也一定程度地运用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技术方法。
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新理论对中国具有针对性。比如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理论、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还有产权理论和企业组织理论等。笔者认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在发达经济背景下的精致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具有赶超型特征，需要总结和思考的经济问题带有明显的变革、调整甚至重新设计的特征，因此，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甚至解决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并不完全对路。一定要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做法用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和评判，也是不合适的。比如，用西方的“机制设计理论”来评价中国的体制改革，用西方政府的无为来批评中国政府的作为，要么张冠李戴，要么不中肯。
近70年来，我们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包括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主要来源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手段的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相似的内容。上面说到的关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历程和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或者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或者内容内涵不一样。
2.关于充分运用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资源问题。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源泉是实践。人民是实践的主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所签订的包产到户的“生死合同”，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邓小平同志曾说：“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同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党的重要会议和重要文献中的理论资源。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我们是靠总结吃饭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要会议和重要文献往往是一个时期的总结。比如党的八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之后的历次党代会。就拿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国务院务虚会来说，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对现代化与改革的深刻认识，会议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规模的巨大，变化的广泛、激烈、深刻，任务的繁重、紧迫，意义的深远，都不下于党过去所领导的任何革命，这个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的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业企业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会议还认为，过去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这些认识和判断，放在40年后的今天来看，仍然是深刻的。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改革开放40年来，围绕经济发展，我们党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又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这些认识都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根据实践的发展，在实践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出来的理论成果。
这些来源于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思想理论资源和学者的理论贡献，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理论成果。决策者和管理者处在实践之中，学者关注跟踪实践，共同推动实践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推动理论创新。
3.关于在重大理论创新和突破上下功夫的问题。要认真梳理和发掘理论创新资源，深入思考和总结，通过理论创新充分反映实践创新的成果。对经济发展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也要进行学理分析，形成规律性认识。要在技术路线和分析框架创新的基础上，围绕现代化的主题主线，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实现创新突破。一是农业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二是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的关系问题；三是增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四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五是对“短缺”与“过剩”的两个超越问题；六是超大型国家和平崛起的问题。这六个问题应该是经济学的世界难题，中国用生动的实践做出了回答，如果进一步形成学理性的成果，就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革命。
“初生之物，其形必丑”。构建崭新的反应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需要从简至繁、由浅入深，需要理性和建设性的讨论与批评。
（作者：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