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和2019年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经济特区的设立，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发展是硬道理”之“剑”，突破计划经济旧体制的层层障碍，“杀出一条血路”，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则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泛珠三角区域为广阔发展腹地，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澳门与广东珠三角九市组合在一起规划布局，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开启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总结经济特区40年发展经验，有利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确立新的发展思维。
时代使命不同 问题与思路不同
40年前，经济特区当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如何在条条框框中突出重围，如何在资源短缺中寻找发展出路，如何摆脱姓“资”姓“社”的困扰，如何在“左”“右”非议中坚定“市场取向”的改革。
经济特区解决问题的思路主要是：以实践检验真理，以发展衡量成败，以“敢为天下先”担当责任，在“特”字上做文章，从“试”字中求真解。经济特区发展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持续快速发展；只有不断扩大开放，才能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只有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才能将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新阶段。
40年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正在推进。在大湾区内，两种社会制度、三种货币形式、三个关税区并存，如此多元化的制度体系、体制结构、运行机制，世界罕见。由此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上世纪设立的经济特区，它承担着更大的历史使命，有更加深远的时代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凝聚共识，减少制度摩擦，消除体制障碍，形成和衷共济、合作共进的发展共同体；2）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内优势互补，资源跨界配置，产业联动发展，形成高度开放且深度融合的区域经济体；3）如何通过制度体制的一系列创新，将本区域建成开放程度最高、营商成本最低、发展质量最好、贫富差别最小的制度功能完善的示范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新时代的新思维。
从“特向”思维到“共向”思维
经济特区是在特定城市划定的特定区域，追求的是突破性发展，通过特别建制和特殊政策为改革开放开路。特定范围、特区建制、特殊政策体现的是“特向”思维。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框架内由多个城市组成的区域发展共同体，追求的是联动性发展，是在共识基础上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共同发展目标。共识、共商、共建、共享，体现的是“共向”思维。由经济特区的“特向”思维升华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共向”思维，具有划时代意义。
“共向”思维首先是共同体大格局的思维。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以及珠海等市构成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发展共同体。这样的国家战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发展格局，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每个城市、每个县区、每条街镇、每个乡村，都会有新的定位。交通格局上的互联互通将改变每个城市、县区、乡镇的区位态势；各种资源的跨界配置，将改变各地的产业发展条件；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科技连、资金链的界外延伸，将改变各地的产业结构、人才结构、创新体系；区域整体发展将改变各地的城乡功能、市场布局、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因此，对每个城市、每个县区、每个乡村、每个企业，甚至每个人既是发展的机遇，又是竞争的挑战。融入大局，着眼大局，在大局中确立各自的发展思路，是新时代新局势的要求。
“共向”思维是共识同行的思维。处于共同体中的每个发展主体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发展要求和发展路径，当这些条件、要求和路径相互排斥、相互制约和相互冲突时，就会产生内耗、就会增加发展成本。“挖别人的墙，修自家的院”结果必然是“倒了别人的墙，堵了自家的路”。“共向”思维是在共识的基础上，推倒相互封闭的“墙”，修好互联互通的“路”开好自己的“车”，奔向各自的目标。这就像多车道并行不悖的高速公路，虽开向同一方向，但各有目标，各行其道，各得其所。
“共向”思维是互利多赢的思维。竞争是市场经济主要的运行机制，但恶意竞争、过度竞争会导致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共向”思维是把竞争限定在相互增益、互利多赢的轨道上。利益相关方着眼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相互之间通过取长补短、错位发展、降低交易成本、避免不确定风险，可实现互利多赢、相互增益的共同发展。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非主体功能可逐步有序地向周边城市转移，集中空间资源发展主体产业，增强自身的主体功能。周边城市可根据自身优势建设服务中心城市的社区、学校、医院、养老院、休闲旅游区，通过空间布局上的整合，实现互利多赢的发展。
“共向”思维是互补联动的思维。每个发展主体都有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短板”，这种短板会制约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共向”思维是在共同利益驱动下以互补增优势，以联动成大业的思维。相关方通过资源互补可提高单位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优势互补可增强整体的发展实力，通过产业联动可以集群优势占据发展的制高点。
“共向”思维是共建共享的思维。竞争是发展的动力，是优胜劣汰的机制。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是为大发展装配新引擎，是以集群优势引领潮流的机制。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但需要万马奔腾、百舸争流，更需要高端引领、舰队远航。高端引领的平台需要合作共建，舰队远航需要航母编队。“共向”思维就是共建高端平台、共组航母编队，以集群优势实现更大发展的思维，就是在共建中融入自我、实现自我、共享成果的思维。
“共向”思维是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思维。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发展程度不平衡的城市组成的发展共同体，通过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粤港澳大湾区追求的目标。发展不平衡一方面是因为资源占有和资源配置条件不同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制度、体制、政策的差异造成的。粤港澳大湾区一方面可通过更加便捷的要素流动优化各地的资源配置，形成互补联动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可通过制度、体制和政策的创新，营造互利多赢、均衡发展的营商环境。这种发展新格局，将改变粤港澳大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工作在都市、居住在城镇、休闲在乡村”的工作生活圈。大都市、大城市挣的钱，部分花在城镇和乡村，必然带动城镇和乡村的“优质生活圈”建设，从而实现大都市、大城市、城镇和乡村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顺应融合发展趋势 还需要“融新”思维
粤港澳大湾区在共同发展中必然形成大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政治上必然由注重制度形式向注重制度功能转化，形成多元优质制度元素融合而成的制度功能完善的政治局面。“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追求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民满意度不断增加。“一国两制”中凡是能促进发展、能增加人民福祉的制度元素都将融合在一起，形成不拘一格且制度功能完善的政治局面。
经济上必然由注重营造各自优势向注重营造集群联动优势转变，形成资源跨界配置、产业集群联动的发展态势。“一国两制”有“两制”的界限，各市、各县、各乡镇之间有行政区划界限。这些界限将各地发展限定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和资源条件上，各地都争先恐后地在各自权限范围内营造独特优势。这种独特优势固然有利于各自有特色的发展，但也固化了自身的劣势和短板，无法实现向更高层次的“超越”。粤港澳大湾区将通过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逐步消除和融解各种界限，营造资源跨界配置、产业跨界联动的经济环境，在大区域范围内，集中培育有世界品牌效应、有完整产业链配套、有纵深资源支撑的产业集群。这种融合而成的集群联动态势将形成世界一流的竞争力。
文化上可通过消除偏见、凝聚共识，在守正创新基础上形成百花齐放、特色纷呈、既有高度凝聚力又有开放活力的文化氛围。在香港、澳门和广东珠三角九市之间，历史形成的文化上的差异和障碍，将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中逐渐被缩小乃至消除。更广泛、更密切的接触，会逐步消除成见和偏见；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会凝聚更多的共识；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特色城市、特色城镇、美丽乡村的一体化，会将不同层次的认知升华到新的高度。
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融合不是拼盘式的组合，不是靠行政强制力“拉郎配”的结合，而是在共识、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生成的一系列“耦合元素”产生的连接凝聚效应。创新是生成这些元素的机制。共同体内各个发展主体共向发展的需求引发一系列创新，创新生成一系列互补联动的耦合元素，这些耦合元素自然而然地促成相关方的融合。融合而形成的新格局因发展不平衡必然出现新的短板、新的问题，这就需要再创新、再融合。创新中的融合与融合基础上的创新相互递进，不断开创发展的新局面。这种机制，可称为“融新”机制，基于这种机制的思维可称为“融新”思维。
“融新”思维是融合与创新相互递进的思维。融合产生新问题、新短板，创新为解决新问题、新短板寻找新思路、新办法，新思路、新办法的产生展示了新的发展格局，为促进新格局形成的再融合又成为必然趋势。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必然是融合与创新相互递进的过程，“融新”思维应成为推进这一过程的思维方式。以“融新”思维把握“融新”机制，发展格局会越来越大，发展质量会越来越高。
（金羊网文/羊城晚报评论员张振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