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战略支撑。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对于制造业而言，标准化是创新发展的驱动力，是制造业质量技术基础的核心要素。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高标准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基础与推进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标准，是指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在我国，制定技术先进、内容协调统一，既能满足国内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需求、又能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高标准，是提升产品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层面，通过制定或参与国际标准，有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宏观层面，通过制定支撑技术法规和强制性高标准等，能够规范并促进制造业增长稳定、发展均衡、环境协调、就业充分；在产业层面，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标准结合，有利于促进创新发展、产业规模壮大、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在微观企业层面，通过应用先进质量管理标准，则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质量可靠性和品牌影响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标准的引领与支撑。这些年来，通过标准化改革，我国在标准体系、高标准引领实践和国际标准化方面打下了扎实基础。基本建立起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和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开展地方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紧贴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新旧动能转化、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等方面大力开展高标准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培育出一批高标准高质量的区域品牌。此外，我国在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取得了瞩目成绩，国际标准化地位显著提升，这些基础为我国制造业“走出去”创造了便利条件。
要认识到，不断提升标准的先进性、有效性和适用性，以高标准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综合性发展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动态把握制造业发展趋势，根据制造业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从发展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团体标准、打造先进制造业标准化创新平台示范区、实施先进标准“引进来”和中国标准“走出去”相结合战略这三个方面重点推进。
第一，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团体标准，以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是围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制定一批带动效应强的团体标准，以高标准引领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规模。二是在现有传统产业标准基础上，加大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力度，通过工艺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培育等手段，培育具有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的团体标准，构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三是把制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团体标准作为提升产业层次的突破点，推动制造业与工业设计、研发、供应链管理等制造服务业联动发展，促进制造业从以产品为中心向服务增值延伸。
第二，在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中，打造先进制造业标准化创新平台示范区。在现有“1+N”工业互联网体系基础上，健全网络、平台、安全功能，打造先进制造业标准化创新平台示范区。一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以“技术创新+标准化”推进前沿技术在工业互联网中的应用。二是支持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应用新型智能网关，研发推广新型智能装备，建设标准化智能工厂。三是制定工业平台软件、工业互联网小镇（园区）团体标准，推进工业互联网小镇（园区）标准化建设。四是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和数字产业、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化创新平台，以标准化统筹引领研发机构、产业创新联盟、新兴产业平台的发展，提升集群核心优势。
第三，实施先进标准“引进来”和中国标准“走出去”相结合战略，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影响力。引进国外先进标准，不仅包括对标国际标准，也包括人才引进、管理模式引进等。一是跟踪全球标准化发展前沿动态，学习借鉴国外最新的标准化技术方法与经验，在引进人才智力和国际先进的团体标准化管理模式上下功夫，提高我国在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的一致性程度。二是加快标准化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利契机，加快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标准化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增强沿线国家对“中国制造”的质量信任，推动“中国制造”的国际推广。三是鼓励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科研机构、优势骨干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推动在重要竞争领域以我为主影响或主导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标准互认，推广“中国制造”标准的海外应用。四是鼓励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完善面向国际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网络，提升“中国制造”的市场占有率与产业集中度。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杨幽红系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