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要对广州市政府关于倾听民声、吸纳民意所付出的种种努力表示真挚的敬意。毫无疑问，在这方面，它已经走到了全国其他城市的前列。
以对待上访者为例，从2005年开始，广州市将每月的23日特设为公开接访日，由市长张广宁带头执行，三年未曾间断。它进而认识到“这种仅限于室内接听电话的接访形式”之不足，决定创新接访方式，要变上访为下访，从封闭走向开放。市领导直接去公开接访点，像小贩摆摊一样，收购民间的呼声。与此同时，下属辖区的各级领导将一同出马设点接访。
预计此次大接访的官员将达万人，而一个城市的市长、区长、局长同时公开接访，在全国尚属首次。
创举之最大意义，在于变上访为下访所呈现的政治服务观：不再是高高在上做一副大老爷状，而是走入民间，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再是关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有选择地接待上访者，而是来到一个公共的、多元的、敞开的权力空间，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姿态听取民间疾苦声。
接访的过程，实际上亦是被监督的过程，纵然你贵为市长，总不能在雪亮的群众目光注视之下，悍然打断某一个上访者的倾诉，以权力者特制的倨傲对其大发雷霆。接访的公开化，也许不会促进社会病症的解决，但一定能够促进病症的透明化，使一个人的苦痛演化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苦痛。你可以反驳，这里改变的仅仅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的进步，仍然是进步。
我们所需置疑的问题在于，有无必要拿“万名官员大接访”做文章？对规模和气势的宏大追求，中国人在五十年前就尝到苦果，可这苦涩的滋味转瞬即逝，历史的阴影早已被数目化管理的现代性之风吹散。在今天，困扰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症状仍旧为数字迷恋症，连一些道德化的行政考核都要用具体数目来规制。
可以想象，近万名官员一起下基层接待上访者，是多么壮观、多么恢弘的一道政治风景，可仔细想想，要真心聆听、解决民间的疑难，真需要万人齐上阵？而且，将全市的接访日硬统一为某一天，拉那么多人出来，是否会削弱日常行政工作的效率？何不定市政府为今天，天河区为明天，越秀区为后天……不过，这样的话，万名官员大接访的宏大叙事就难以诞生。
忧心于面子工程的重现，还涉及到另一个难题：这种下访的有效性到底为几何？千万不要被“万人”等大数目所迷惑，更不能落入“场面火爆”等形容词的圈套。不妨说，如果接访点“场面火爆”，倒未必是好事情——这往往意味着平日民众的难题得不到快速而根本的解决，只好郁积到接访日一吐为快。上访与下访愈成功，愈能反向证实了其它行政救济机制的失败。如果市民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予在每个月的23号得以点燃，这更非广州之福。
当然，接访点的生意太冷清，亦不值得乐观，那可能暗示人们畏权力者如虎狼，或对他们为民众谋利益的能力彻底失望。这里存在一个度，而这个度，与当前社会状态的均衡性息息相关。
基于此，可以断言，官员下访制度仍需强化，因为就目前来看，它生发的营养大于毒害；因为，我们毕竟找不到更适宜的替代品，在固有的行政救济机制处处碰壁之后，来充任无助市民的一根救命稻草。
稿源：新快报
作者：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