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名片”适合目前的国情

　　“山西长治印发96万张名片公布市委书记手机号。”10月5日，新浪等各大门户网站都在显要位置转载了这条来自《山西日报》的消息。山西长治印发96万张名片公布市委书记手机号一事，被一些网友讽刺为“政治秀”。也有人认为，这个举措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中国青年报》10月22日）
　　“市长名片”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围绕这个话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浏览网上的言论，持讽刺和批评态度者居多。有人以香港特首印发名片，因为“有关部门”必须按章办事，否则“立法会”、“廉政公署”和“申述专员公署”伺候；有人则挖苦长治市的领导是“政治表演系毕业”；还有人算经济账，认为印制96万张名片太奢侈了，造成了重大的浪费。这些言论，从不同的角度评说“市长名片”的得失，都有一定道理。不过，这并不能否认“市长名片”的合理存在。
　　存在即合理，本来是哲学上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之所以“口碑”不好，主要是容易被误读的结果。“存在”即各种客观事实，“合理”是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和正确、真理无涉。事实上，误读是真理现身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看似不正常的现象，同样具有“合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市长名片”现象，也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开始，这个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很难一步到位。麻烦在于，社会现实中的问题无法回避，有些问题不是哪个官员个人所能单独解决的。长治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联合印制名片，公开各自的手机和电话，初衷是接受市民反映有关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两大领域的问题，事实证明受理的热线问题远不是这些。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态的现象，由此得出两个可能性结论：要么是“政治秀”表演，要么是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这样的推论并非没有依据，但笔者依然不能苟同这两个断言中的任何一个恰恰相反，我的观点是，“市长名片”现象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
　　如前所说，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时间，棘手的现实问题不等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如何调和这个矛盾，需要他们各自去拿主意。如果纯粹是坐等改革后的新体制，如有人举香港的例子，我们的地方官员可能被批评不作为；如果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行动，这些行动尽管还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我们是顾及这个色彩呢还是优先考虑民生呢？对于完美主义者而言，宁要含有乌托邦色彩的完善制度，也不要地方官员探索新政。那样的话，岂不是堵死了民意上达的通道？所以，这个时候，我宁肯用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来看待“市长名片”现象，先解决具体的民生问题，比纯然的争议“市长名片”本身更要紧。诚如一位长治的网友所言：“不管是不是作秀，但是对不可能直接接触到一把手的老百姓来说是一条通道！确确实实能帮助普通的百姓。”
　　笔者的这个观点，不是在对“市长名片”唱赞歌，而是认同这个“权宜之计”，因为它是中国目前国情的产物，也许有点另类，也有有点荒诞，也有有作秀的成分，但它有存在的价值。
　　稿源：荆楚网
　　作者：刘海明（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07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