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因支教相识结婚 欲用礼金买校服送山区学生

　　当她结束家访离开时，女孩在山上大声喊着：“老师！一定要回来啊！”

　　在男朋友的“领导”下，文苑开始参与广商“向日葵天使”支教助学公益组织的活动。一个月后，她随阿信一同深入油杉河村，在油杉小学支教3周。

　　文苑坦言，去支教最初是因为自己过得“太平顺了”，总想“找苦吃”。

　　第一次支教的经历让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女吃足了苦头。她第一次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车；第一次和同学裹着潮湿发霉的棉被，挤在课桌拼成的“床”上。她一周只能洗一次澡，而这珍贵的“洗澡水”则让她和几个女孩身上长满了令人奇痒难忍的皮疹，“无聊时互相数，足有100多颗”。

　　文苑并不愿承认这样的生活算是“吃苦”。在她眼中，油杉河村的人们虽然贫穷，但他们的生活并不显得苦闷或消极。外人来到村里，会受到热情的款待，说起未来，他们也总是非常乐观。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经历。

　　但在她家访的过程中，一个三年级小女孩不断地要求“老师抱抱”，“老师和我说说话”。女孩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年近古稀的外公外婆。“童年缺失的爱是任何方式都无法再弥补的。”这是文苑最为“揪心”之处。

　　当她结束家访离开时，女孩在山上大声喊着：“老师！一定要回来啊！”

　　在阿信看来，山区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好的校舍和吃饱穿暖，更需要精神和情感的交流，而这是支教志愿者最应做到的。

　　因此，阿信对他的团队管理非常严苛。从备课、上课，到家访、交谈，每一个和孩子有关的环节阿信都要求志愿者们力求完美。他同时会注意到当地的“礼仪风俗”，在观念比较传统的老乡面前，志愿者“大大咧咧”的行为会被队长严肃批评。

　　“我们那时是地下情。”阿信回忆和文苑共同支教的几十天。为了和女友保持距离，他甚至刻意减少和她谈话的机会。该批评的时候，这个之前“很会照顾人”的男朋友毫不留情。说起那时的阿信，文苑笑称“很凶”。但她同时也觉得，“认真工作的男人极具魅力”。

　　“那里见证了我们的感情，也让我看到阿信最好的一面。”20岁的文苑对着大山暗自许下诺言，如果将来真的能嫁给他，一定要回到那里。

　　当时已经是阿信第3次去往油杉河村。此后，他又回去过4次，有时哪怕只待一两天，只够教孩子们唱一首歌。

　　“那里不是农家乐，不是游乐场，也不是拿给你体验的地方。”阿信严肃地回忆着自己的支教经历。作为队长，遇到以美化简历或满足好奇为目的的报名者，他总是直接刷掉。在他看来，“打游击”式的所谓支教，走了不知何时再来，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没有任何效果，甚至还会对孩子们的心灵造成伤害。

　　有段时间，阿信忙于支教工作，得不到家人的认可，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他感到“迷茫，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然而，文苑始终和男友站在“一条战线”，从未抱怨或要求过什么。

　　但油杉小学的日子越过越好了。2009年，县政府为油杉小学盖起两层新校舍，修起围墙、铺平操场，旗杆在校舍前立起来。在国家免收学费的新政策下，几乎没有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不少学生考上高中。5年下来，阿信收到学生的来信，足足攒满了一大箱。这个箱子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封信也不曾遗落。

　　“在那里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非常强烈。”阿信说，那种满足感是拥挤繁华的都市无法给予他的。

　　一个孩子直到第二天还念念不忘，写纸条给阿信：“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烟花真美。”

　　11月2日，这对情侣登记结婚。一天晚上睡前聊天时，他们商量着，可以用红包购买冬季校服，作为新年礼物，让孩子们的小手不用被冻伤，也不用再背着煤去上学。

　　新婚第二天，阿信和文苑就回到了油杉河村。阿信想在那里拍摄结婚照，给孩子们发喜糖。站在山头的老树下，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她的肩膀露在不足摄氏10度的空气中，心里却感受到“意义非凡的热烈”。

　　这对新人并没有想到，在结束拍摄回到学校后，他们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从赵鹏老师那里得知阿信和文苑要回来，学生家长们自发操办了婚庆的酒席。

　　女人钻进厨房，切菜炖鸡，男人端起白酒，点起鞭炮。教室里的课桌被临时“征用”，在场院里被拼成4个大桌。全村来了100多人，从下午5点到晚上8点，足足吃了4轮流水席。当雾气散去，夜晚来临，他们在山谷里点起烟花。所有人都仰头看着那穿透黑暗的光彩，一个孩子直到第二天还念念不忘，写纸条给阿信：“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烟花真美。”

　　像传统婚礼上所有的新人一样，新婚夫妇穿着红衣服，挨桌敬酒。一位大叔把红包塞进阿信手里，阿信执意拒绝。看着大叔“黑着脸”走掉，阿信赶紧召集老乡“开会”，约定12年是一个轮回，红包就包12块钱。有些家长来了并不吃饭，把红包放下就走。临走前，阿信和文苑总共收到3456元。

　　阿信把钱悄悄压在赵鹏老师的枕头下，带文苑返回广东。然而很快，他接到了赵老师满腔不乐意的电话。“我们之间已经不用谈钱，这是大家的心意，把你的银行账号发过来。”

　　阿信无法推辞了，但他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把乡亲们的红包也用于给孩子们购买冬衣。

　　形容自己“特立独行、不善交际”的阿信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做了这件事情”，而且会继续做下去。而在文苑看来，公益正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这个24岁的女孩觉得，跟着阿信去支教的经历让她懂得“所得一切都并非理所当然”，应该倍加珍惜。

　　在香港读研和实习时，她曾穿过国际名牌，但却“并不向往”。她甚至没有把“甜蜜校服计划”告诉同事，因为“小小的虚荣心”已经在贵州大山里的那场婚宴上得到了满足。

　　那天，村长拉住了文苑的手。“都是华信面子大。”这个在村里颇具声望的人说。

　　在离开之前，文苑又一次站在了讲台上。这个还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新娘子，把手语“我喜欢你”教给孩子们，她希望他们抱着“有爱”的心态，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

　　赵鹏老师的妻子张梅回忆起初次见到阿信的样子，“瘦瘦的，背着一个大包。”那时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这个大学生来山沟里做什么。

　　“走的时候他说他会回来。”张梅说，“我们谁都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