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明：城镇化规划的制定要以各项制度改革为前提

　　新华网5月25日电（记者 李春）城镇化，尤其是“新型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关键词，也被视作未来中国经济的驱动力量。十八大报告中八次提到了城镇化，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最大发展潜力就在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已经从各个层面标注在决策层的日程表上。

　　由发改委牵头、多个部委参与的面向2020年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正在研究制定之中。昨日，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出炉，意见明确提出，2013年改革重点工作包括积极推动民生保障、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等相关改革。新华网专访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社科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就网民关注的关于城镇化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交流。

　　新华网记者：蔡教授，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出炉之后，特别提到了城镇化的统筹问题。随着城镇化改革思路的浮出水面，至少涉及到了发展规划、户籍改革、土地制度、农村产权等四大方面，您认为城镇化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蔡继明：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也就是说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农村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要转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逐渐变成城市居民，这是城市化的真谛或者说它的本质所在。

　　新华网记者：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2.57%，我们应该如何客观、辩证的看待这个数据？如何综合衡量城镇化的实际水平？

　　蔡继明：真实把握中国城镇化的进展，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我们目前的城镇化率，也就是说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大概已经到了52.6%。

　　但是，这里边大概有6000万以上的进城务工农民被统计为城镇人口，这一部分人其实并没有完全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所以要按照真实的城市化水平来衡量，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或者城镇化水平还是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正因为如此，国家决策层，特别是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同时，城镇化也是消除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必要战略，更是实现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当务之急是加快城镇化进程，重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把大量已经进城务工多年的这些农民工逐步、合乎条件的，尽快把他们转换成真正的城市居民。在今后30年到40年当中，还要有进城务工的农民，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新华网记者：国家发改委及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规划。您认为，这个规划对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有怎样的意义？

　　蔡继明：从本质上来说，城镇化的进程是一个经济过程，这是工业化必然的一个结果，它并不是靠政府规划出来的。但是，我们过去30年在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由于现行的城乡二元制度等一些障碍，造成了2.6亿农民工这样一个大群体，以后在现行制度下还会不断积累。从这点来说，政府有必要，也有责任、也有能力制定出相应的城镇化规划，从而从政府角度来消除阻碍农民进城落户、迁徙人口定居的制度上的障碍，从而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镇化的纲要或者规划是很必要的。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城镇化规划的制定还是要以各项制度的改革为前提。农民进城、城镇化进程当中涉及到几个方面的障碍，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甚至还包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制度。这些制度必须辅以配套改革，而不是仅仅单纯的制定一个2020年城市人口、城镇人口达到60%，2030年达到70%，乃至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80%，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我认为，城镇化纲要或者规划一时还没有制定出来，一是规划本身要进一步完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相应的制度配套措施，如果这些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这个规划恐怕也就很难执行。

　　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制度上的保障就是土地管理法。我们的土地管理法酝酿了多年，到去年还没有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所以有待于在改革方面的力度要加大、要深化。我想随着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相应的其他制度改革推进的情况下，扫除了阻碍城市化进程的障碍，降低农民进城落户的门槛，我想城市化的进程就会变成一个自然加快的过程。

　　新华网记者：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大量基础建设的投资，但并不等同于投资化、地产化。您如何看待城镇化与基础建设投资的关系？

　　蔡继明：现在一讲城镇化，马上就会引起一种投资的冲动，其实这对于城镇化，也许对中央提出的战略的片面理解，城镇化是一个人口的城镇化，当然它要以城市空间的一定扩展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作为物质条件，但是它一定是要相辅相成的，而且它的本质，就我们目前来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人口城市化严重的滞后，并不是说空间的规模不够。

　　从这方面来说，城镇化的问题不是一个投资的问题，不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空间扩展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进行制度的创新，消除一些制度上的障碍，让市场的作用发挥出来。

　　不是一提城镇化就是要花钱，就是农民工就要变成市民，就是要加大投资，那这样一算，政府很难承担。我认为改善制度是当务之急。原来农民工之所以没有转化成市民，人口的城镇化相对滞后，就是由于制度障碍造成的，并不是农民不想落户，也并不是说企业或者民间的资本没有这个能力，实际上是现行的制度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新华网记者：新型城镇化被视为中国经济升级的引擎，尤其是把城镇化和中国经济转型结合到一起。城镇化对中国经济转型到底有怎样的推动意义？

　　蔡继明：我们一直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多的依赖进出口，依赖外需要转向依赖内需，内需里主要不是投资需要，更多的应该转向消费需求，要扩大消费需求，当然要增加居民收入。而居民收入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在农村，农村人口收入相对低，他们的消费水平就受到影响。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如果我们适时的把一些进城务工农民转变成城市居民，那他们的实际消费水平至少提高2倍到3倍以上，这不仅对我们现在日常的日用品、家用电器，包括住房以及房子装修、家庭各种装饰品等等，甚至包括孩子的教育、各种文化消费、旅游消费等，都会大幅度提高。

　　另一方面，伴随着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化，需要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房地产发展，都给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且到了城市，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才会有更大的空间，而这些恰恰都是我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中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