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谷：中国崛起的关键是“制度适宜”

　　【编者按：经济发展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系统作用的结果，其中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制度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切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需要不同的制度选择。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无意推销所谓“北京共识”，也不认为自己的经验和模式可以不加修改地被照抄照搬。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资料图片：2010年9月28日晚，世博轴阳光谷旁的国旗迎风招展。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近3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模式的指导下逡巡不前，甚至经济社会倒退，唯独中国在一种具有自我特色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创造了“中国奇迹”。在这一简单的事实对比背后，隐藏了一个国家治乱兴衰的密码，我们认为，“制度适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国家兴盛的奥秘。

　　“制度适宜”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奥秘

　　此前，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多数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思路来进行的。即试图把中国发展模式纳入到一个既有的理论框架下，以证明某种理论的正确。而这可能也是难以对中国经济做出全面充分解释的一个原因。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拘泥于任何条条框框。中国是把各种理论的合理要素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用，使每一种因素的优势都得到发挥，从而最终促成经济奇迹的实现。在这当中，统领各种因素的核心，就是适宜的制度。

　　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对社会集团和个人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由此鼓励创新、勤奋、诚信、责任与合作等。制度安排决定了社会集团和个人选择的领域与范围。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激励的方式、机制和结果会大相径庭。一个组织的激励机制，是通过明确责、权、利的关系来实现的。如果将经济发展看成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系统作用的结果，制度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制度要促进经济发展，则必须切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即必须是适宜的。

　　因此，“制度适宜”是指一种制度能够适合本国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与本国的生产力水平、社会文化、外部环境和社会承受力等条件相匹配，从而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制度适宜强调一项制度安排对本国各方面具体条件的适宜性，它有别于泛泛而谈的“外国先进制度”或“最优制度”。一项制度安排是否可行，取决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因此，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需要不同的制度选择。比如，虽然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但由于二者之间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无条件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就不会成功。制度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关键是要适合一个国家的特定国情。

　　特定国家社会经济的客观条件与其他国家必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适宜制度的多样性。因此，考虑制度适宜时，应当充分估计下列因素的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特定目标（发展战略及其制度支持），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制度的基本因子），本国的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政府的权威程度和市场的完善程度），本国的政治制度（适宜制度必须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本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以及该制度带来的社会摩擦和冲突是否会超过社会承受力等等。

　　所以，制度适宜又具有相对性。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一个国家能够有效运行、促进发展的制度，到另一个国家却有可能无法发挥类似作用。绝对最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是不存在的。不同的制度如果能够切合不同国家和地区各自的特殊情况，而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应该是适宜的。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制度也可能产生相似的效果。欧美国家按自由市场的制度安排实现了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苏联、东欧国家在二战后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也同样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同时，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利用这一制度安排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表明计划体制在特定的条件下，也有其适宜性。

　　制度适宜的相对性，意味着任何制度都没有绝对优势。由于适宜制度需要与文化、意识形态、发展水平等相适应，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形态、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别，这也决定了适宜的制度是各式各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