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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谈户籍改革:明明都是中国人怎么像暂住中国

发布时间: 2014-08-06 10:09:32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进入电子报

眉山市街景

  眉山市街景 张健摄

周仲明

  周仲明

老城一角

  老城一角

老国企

  老国企

老国企

  老国企

  7月30日上午,周仲明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浏览当天要闻。“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息赫然弹出。

  他眼前一亮,迅速浏览全文。“大好消息,中国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城乡二元体制开始从人的身份上破冰。”他兴冲冲对爱人说。爱人是退休警官,管理户籍多年,为户籍管理的事儿,没少向丈夫抱怨。

  接着,他又打电话给几名关注此事的朋友,就着电话开聊这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

  周仲明今年58岁,是四川省眉山市政协一名正处级调研员。这些年,他一直关注中国的人口管理制度。近年,他搜集大量材料,写下20多万文字。

  退居二线之前,他历任眉山市经贸委主任、发改委主任、眉山铝硅主业园区主任、市政协秘书长。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所有的改革,都指向人的解放。”他判断。而这次户籍制度改革,赋予中国人“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明明都是中国人,怎么像暂住在中国?

  早在今年6月,周仲明就注意到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息。其时,国家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快这项重大改革。

  周仲明甚至能熟练背出户籍制度改革的几个要点。就此问题,他还多次和爱人探讨。爱人甚至嗔怪他“着了魔”。他还缠着爱人,到60公里外的成都市,拜访四川省公安厅一名户籍制度专家。

  “没得办法,天生就喜欢关注这些事儿。”7月底的一天,坐在眉山市岷江边上一个茶馆,周仲明大嗓门说。

  从茶馆望去,这个沿岷江而建的城市中,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街道上川流不息,一派繁华。

  沿岷江的一条街道边上,到处是饭馆茶社。在这里就餐打工的,很难分清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他们同样穿着光鲜的衣服,留着时髦发型。

  可是,周仲明却发现,“没有天灾,没有人祸,没有仇人,没有敌人,可我们还是能看到不少苦楚”。

  苦楚就在他的身边。其产生,不少和户籍制度有很大关系。

  他的堂侄,多年前从农村到大城市打工,因丢失身份证,无法办理暂住证。为躲避警察,东躲西藏,终无落脚之地,只得回乡。

  一个青年,投奔在城郊种田的舅舅,因为没有办暂住证,公安检查时,骑着摩托车仓皇出逃,结果撞在一根粗壮的电线杆上,死了。

  还有一个女人,小时候被拐卖到外地,几十年后辗转逃回老家。虽有亲人作证,但因没任何身份证明,在当地落不了户,继而无法外出务工。

  黄林(化名)是周仲明认识的一个农村年轻人。高考那年,他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因家里穷,他悄悄撕碎通知书,到深圳一家企业打工,任务是拿铁锤砸螺丝。第二年,这个勤快的年轻人被评为企业年度生产标兵。

  偶然,他发现自己背上长了两个包,医生诊断是神经性纤维瘤。工厂建议他走医保治病。当他走到劳动社保局时,才发现,自己的农业户口,只能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3000公里的往返路程,数百元路费,上万元的手术费,只给他报销了500元。当时是2003年。

  第二次治疗,黄林花费近7000元。农村实施新农合,可报销40%。

  就在第二次治疗后,工厂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此后黄林陷入打工治病的循环中。

  这些年,黄林为报销的事儿,大伤脑筋。一大堆门道儿,他也说不清。他听说一些大城市,医保年报销30万元时,多次向周仲明发牢骚:“怎么农村人和城里人区别这么大?”

  有一次,黄林忍不住质问给他报销的村支书,为什么看病报销这么费劲。结果村支书回了他一句:“允许你得怪病,就不允许政府得?”

  周仲明的一个亲戚是小学老师。他所在的学校位于城郊结合部,流动人口多,学生的流动比较大。他带过的一个班,每年有多于1/3学生流动。

  一个女学生,有一次报警,说有人要绑架她。面对警察,她说得有模有样。但老师推测,她可能在撒谎。在老师的追问下,女生道出了实情。原来,父母离异,她跟着在此打工的母亲。母亲经常上夜班,等下班回来她已经睡着了。“我就想找人关心我一下。”小女孩对老师说。

  这样的故事听多了,周仲明也免不了发有怨言:“明明都是中国人,怎么像暂住在中国?”

  其实他知道答案。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立法层面沿用的是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这个条例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而这就是“身份”。农业户口的人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难度很大”。

  “身份不一样,待遇就不一样。”周仲明分析说。

  体制一放开,人就能释放出活力

  周仲明1975年参加工作。纵观这些年的变化,人的身份及保障问题凸显,是近年的事儿。改革开放初期,则是如何释放人的活力。

  他出生在农村,1962年时6岁,那年差点饿死。家中断粮,母亲将一棵枇杷树的树皮剥下来,用石碾碾碎,放到锅中熬“粥”。一段时间下来,他的脖子已经支撑不动脑袋,经常耷拉在一边。母亲将其送到县城的舅妈家,喝着米汤糊糊才又活泛起来。

  父母几乎每天上工,挣的钱不够年底买口粮。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的活力一下子释放出来。村里出现了“万元户”。而给县委书记当秘书的周仲明,月工资不过三十余元。

  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开始“洗脚上田”,兴办企业。另一部分企业主则大多是掌握技术的城镇户口居民。

  周仲明的老朋友、眉山企业家段昌泉就是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他出身不好,父亲是城市工商业主兼地主。因父亲为人憨厚,倒没受冲击。16岁那年,他到一个街道的制砖厂干活儿,捧上了“泥饭碗”。

  这是一个善学的人。“文革”期间,他到一个制砖厂参观,发现对方的设备较先进,回到街道工厂后,他就依葫芦画瓢做了一套,能耗降低,不少人前来参观学习。

  后来,段昌泉在报纸上看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消息,激动不已。

  当时,他的技术已经名声在外。一家乡镇企业请他,给他开出年薪2000元的高工资。而在街道工厂,他的工资不过每月30元。

  段昌泉找到工厂党委书记辞职。“外出混得起走我就混,混不起走,回来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他对书记说。

  书记没拦他。一年后,他用1200元买了一套二手砖机设备,和一个生产队合作,搞股份制,开始创业生涯。

  当时,所有制问题仍是禁区,乡镇企业也有“集体”和“私有”之争。砖厂一开张,就有人反映到县委,说他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县委曾派人考察过“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前者代表集体经济,后者代表私有经济。最终县委决定,都搞。因此,对段昌泉表示支持。

  但是,砖厂所在的公社党委书记,始终不敢到他的工厂地看一眼。即使路过,也远远躲开。

  那段时间,段昌泉受到的压力很大,因出身不好,担心砖厂被叫停。于是,他晚上就睡在砖垛子上,看着厂子。

  后来,四川省一个部门,按举报信内容将段昌泉办企业的事儿写成简讯,全省通报批评。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得知后,特意来到现场向县委班子了解情况,当场肯定。获得省领导支持后,段昌泉才走得顺风顺水。

  随之,段昌泉荣誉加身。“全国创业之星”共举办9届,段昌泉有8届在榜。最兴盛的时候,他的资产高达3亿元。

  “体制一放开,人就能释放出活力。”陈泽轩说。他曾任眉山乡镇企业局局长,又在经贸委工作过,和周仲明搭档多年。

  创业的人有很多,“处处冒烟”,也冒出不少大户。市场上商品逐渐增多,价格也不高。以前大家靠票证才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市场上几乎都有。1976年周仲明刚到县委办工作时,想买辆自行车,都要走后门。拿着领导的批条,等候半年,才买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花费了他半年的工资。

  执掌乡镇企业审批大权的乡镇企业局自然成为“香饽饽”。

  那时谁当乡镇企业局局长,就是“幺儿”。民间有说法,“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

  陈泽轩的办公室门前,经常有人排队等候。几乎每天早晨一开门,门外就有人笑脸相迎。“找我的人,看起来都是精神满满。”陈泽轩笑着说。

  当时还不流行送整包烟,见面一般递一支。一个科长桌子上,经常有几十支不同牌子的香烟。

  “单位人”变成“自由人”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在计划经济被冲破一角时,大家有多大干劲。”周仲明手捧一杯铁观音,大声说,“那时的人,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干活儿。”

  他的弟弟在一旁回应说:“给自己干,自然要卖力。”他有一家自己的电子公司。

  弟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1983年,他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军工厂。这家工厂,后归属眉山,由周仲明完成改制。

  早些时候,他先是客串了一把“周末工程师”。

  乡镇企业的发展,吸引国有企业中一些有才干的技术员流动。很多人还记得,一到周末,国有企业的门口,就会停着车,等待技术人员出来。上班时间,再用车送过去。这些技术人员被称为“周末工程师”。

  一次,一家酒店的程控电话交换机出现问题。酒店方找到周的弟弟。他用一天一夜,赚得1500元。而他当时的月工资,不过100元。

  1989年,他和4名工程师,毅然抛弃手中的“金饭碗”,被乐山市乡镇企业局高价挖去,组建技术团队。

  “我们什么都不要。档案、组织关系、职称等统统放下。”周仲明的弟弟笑着说。

  哥哥在一旁补充说:“那得有相当的勇气。”

  兄弟二人相视一笑。当初,弟弟辞职时,和哥哥商量过。哥哥表示支持,并因此挨了批评。

  “大家都向往自由独立的生活。一旦具备条件,就会独立出来。”周仲明如此评价弟弟的行为。

  半年后,5名工程师因种种原因,被组织施压,回去上班。

  解放了的心很难收回。后来,周仲明的弟弟又自己创业,代理过日本的一个电子产品。现在回想起来,他丝毫不认为是“头脑发热”。他有技术,“完全有能力创造财富”。

  对这一说法,周仲明深有同感。1991年,他被派驻到香港工作两年。他靠着写字的本事,在香港打出名声。他的笔名周闻道,就是在香港最先使用的。

  偶然,他给香港媒体投稿。第三天,文章发表,不久收到一笔不菲的稿费,600港币。而当时,他在大陆的月工资不过280元。

  他就不断写。当别人休闲的时候,他在写稿。最多的一个月,他发表36篇文章。有的稿子稿费,甚至上千港币。“我的主要想法就是赚钱。”周仲明笑道。

  从香港回来,他继续供稿。几年时间下来,他仅稿费,就赚了60万港币。

  周仲明的弟弟对国营厂的体制不满意:“吃大锅饭,干好干坏都拿一样的钱。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就吃亏。谁能有积极性?”

  1997年,周仲明任新建制的眉山地区经贸委主任,着手对8家国有企业进行改制。事先,他对这些国企做了一个调查,结论是:“国企僵化,最大的是体制、机制和人。”

  现在回顾起来,周仲明觉得,自己主导的国企改制,最大的贡献是抓住了这三个关键点。特别是对人的改制,通过“产权换身份”或“身份赎买”,将“单位人”变成“自由人”,释放了很多人的活力。

  “这是对工人的解放。”周仲明解释说,“如果再那样撑下去,工人最吃亏。”

  其实当时,几家国有企业大都已发不起工资。一个月几百元,工人往往几个月才拿一次。有一个国有企业的厂长叫“郑付培”,因为企业年年亏损,大家干脆叫他“政府赔”。

  不过,当时很多工人对他的做法不理解。有工人质疑他,是政府想甩包袱。有一次,他在一个工厂进行改制动员时,被很多工人包围,围困了3天。最终,在他讲明利弊后,工人才释然离去。

  现在挺自由,要编制做啥子?

  周仲明生性豪爽,爱交朋友。他也在形形色色的朋友圈中,观察人如何一步步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解放自己。

  他朋友何军(化名),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当何军还是企业员工的时候,他的朋友王华(化名)就想调到何军所在单位。为此,何军还和单位领导沟通过。王华也托了很多关系,但未果。

  一气之下,王华到一家市场化企业应聘,做得风生水起。

  何军接管企业后,想请王华过来做副总:“很多年前,你就想要编制,现在我能给你解决。你愿不愿意过来工作?”

  结果,王华回他:“一起工作可以,我现在挺自由的,要编制做啥子?”

  何军多次和王华提起编制的事,说能解决副处级待遇。但王华始终不同意。她的理由就是有了编制“不自由”。

  二人在一起共事多年,王华从未提起过编制的事情。

  “要搁80年代,这是不可想象的。”周仲明说,“体制的束缚解除之后,人的思想观念也在悄悄发生改变。”

  他经历过高度计划的年代。

  1986年,周仲明到乐山市计经委工作。刚一到岗,他就被这个庞大的机构所震撼。

  这个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有着17个科室及15个直属局。全部人员,要超过500人,有“二政府”之称。而他后来任眉山市发改委主任时,整个部门的人数不超过50人。

  所有生产和生活,都要等待这个部门发出指令: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指标和调配;交通运输的安排;学校的招生指标、大学生的分配;工资发多少,等等。

  “甚至一个螺丝钉、生多少个孩子,都由这个部门说了算。”周仲明笑道。

  在那个时代,往体制内钻,是一种最为理想的选择。否则,就会成为“待业青年”。

  那时体制中人,往往很风光,尤其是捧上军工企业“金饭碗”的人。一名捧过“金饭碗”的老员工回忆说:“捧上‘金饭碗’,走到大街上都高人一等。提亲的络绎不绝。”

  为了进入体制,大家施展浑身解数。替领导家搬煤球、逢年过节往领导家送东西,都是常用的手段。

  “现在完全不同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可待价而沽。”坐在临岷江11层的茶馆中,这名退居二线的官员对比今昔,不住感慨世事变化。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国企改革时,这名官员一直强调“价值返还”、“以产权换身份”。“政府必须出钱,购买职工之前积攒的剩余价值。结清国有账,还我自由身。”周仲明说。

  小何是老周一个多年的朋友。小何还在读书的时候,周仲明就欣赏他的才干。1995年毕业后,小何到一家国企工作。

  改制时,他跳到一家乡镇企业,深得老板喜欢,任副总。干了几年后,他不满足于现状,就自费到成都读MBA。后来,凭着自己的能力,他又到成都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市场中比较公平。只要有本事,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小何说。

  他不计较编制,档案一直放在人才市场。公司为他购买“五险一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事实上,如今在整个眉山,除了公务员系统、行政事业单位及市属国企外,整个市场几乎全是民营企业的天下。“待业青年”这个词,也随着改革的深入,进入了历史的故纸堆。

  问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有这个名词。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国家还包工作?”有年轻人反问道。

  视野开阔了,人的解放才能更彻底

  周仲明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每天,他都要上网浏览当天要闻,碰到重要的事情,就拿笔记下来。他还喜欢和人交流。即使他在要害部门工作时,也隔三差五和朋友一起讨论。

  为使交流深入,他经常准备一些资料和数据。即使和退休的老朋友陈泽轩在一起时,他也不忘和对方讨论中国改革开放下一步该怎么走。有时为了讨论一个问题,或者他到外地的朋友处,或者请朋友到眉山来。

  “视野开阔了,人的解放才能更彻底。”周仲明说。

  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之时,任眉山市发改委主任的他,就开始与同事筹划眉山的工业化和整个工业布局:人解放出来了,总得有个施展手脚的地方,才能更好发展。

  当时,他已看到,乡镇企业的势头正在江河日下。

  “乡镇企业发展时,处于短缺经济时代,这些企业不受体制限制,看到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周仲明分析说,“乡镇企业门槛低、起步快,但不代表方向。”

  对此,他的老朋友段昌泉深有感触。他起先办的是砖厂,后又办水泥厂。当时水泥紧缺,有的人就拿着现金在厂门口等,车子排很长,往往等几天才能拉上货。

  水泥厂很快盈利,他又拿出部分钱办了磷肥厂、硫酸厂等。后又生产种子搅拌剂。

  “看到什么紧缺,就办什么厂。生产什么都赚钱。”段昌泉笑着说。

  然而到2000年左右,段昌泉遇到危机。他旗下的几家工厂,产品几乎没有销路。在周仲明和陈泽轩的指导下,段昌泉进行过一次改制,将部分不盈利的工厂卖出去,才勉强度过危机。

  眉山另一个企业明星,也遇到相似的问题。

  也有不少乡镇企业,没救过来倒下了。

  “我闯开了禁区,但玩不转市场。”76岁的段昌泉说,“脑子还没转过弯。”

  现今,他还在董事长的位置上,兼总经理。他想聘请退休后的陈泽轩当总经理,但被拒绝。

  周仲明的朋友小何,在乡镇企业工作时,也感觉老板的视野不够开阔。很多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一制定出来,往往就被老板否决。而原本,老板承诺给他这个职业经理人足够的权力。

  为此,他离开这家企业,脱产攻读MBA。老板想给他出资,让他读完后继续回企业工作,他谢绝了。

  这样的事情,周仲明这些年见得多了。有企业请他讲课,他一定会给企业主开书单,并提醒他多阅读。

  不少老板受益匪浅。有一名老板,念念不忘他说的一句话:“在市场中游泳,就得用市场规则办事。你还得有眼光,有现代思维方式。”

  回顾30多年的路,周仲明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的解放迈出了一步,同时也让人的活力有了释放之处;国企改革解决了企业和工人的关系问题,使工人变成“自由人”,为劳动力进入市场,人的解放迈出了一步;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则为人的进一步解放提供稳固的基础和释放空间。

  “这不是最后一站。改革的路还长着呢。”周仲明感叹道。

  而下一步,他则呼吁制度建设,以制度来确保市场的稳定安全运行。

  眉山的城市建设一直在进行。30多年来,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漂亮,由当初的“灰色”变成多彩斑斓。

  岷江江中的一个小岛上,卡车不断移动,工人陆续穿梭。不久,这里将成为眉山市一个休闲之地。

  对这些,周仲明不太关注。他喜欢到城郊结合部及农村走走。走得多了,他发现,许多地方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并没有与之相配套。

  空心村、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大军的身份及保障,都存在很多问题。

  他听说有一个村子,年轻人都走了。一老人去世后,家人都不知道。几个老人只好一起挖坑。等坑挖好时,老人的尸体已经发臭。

  这些观察或听闻,都让这位持续关注改革的官员感到心焦。

  这一次户籍制度改革让他有了新的期许。“户籍改革制度,也许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至少能看到新的希望。”他说。

  作者:郭建光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殷丹丹)
关键词:户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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