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权力集中领域还是商界学术界存在腐败一查到底

　　24名省部以上官员折在“反腐元年”

　　法治日报讯（记者 刘子阳）一组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足以证明，2014年确实是“反腐元年”。

　　2014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9782件53043人，立案人数同比上升7%，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3660人，依法对周永康等24名省部级以上官员立案侦查，抓获和劝返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64人。

　　进入2015年，检察机关反腐力度丝毫未减。近日，最高检依法对河北省委原常委、组织部原部长梁滨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梁滨已是今年被查处的第4名省部级官员。

　　存在腐败一查到底

　　权力过大、过于集中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不少部门负责人既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具体项目的审批者，可以直接决定和掌握许多企业的利益得失，想方设法求助于他们的人很多，极易诱发腐败。

　　截至2014年11月，最高检反贪总局依法立案查办11起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受贿犯罪案件。案件均发生在权力集中领域，犯罪数额巨大、窝案串案现象严重，涉及国家能源局5人、价格司5人、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人。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有6人，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的现金折合人民币两亿余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掀起反腐风暴，学术领域成为反腐延伸地带。

　　“最年轻的院士”“学术带头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得奖者”……2014年5月，被这些光环笼罩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因涉嫌职务犯罪，经最高检指定由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查办。

　　经初步查明，李宁利用职务便利，以虚假发票和事项套取科研经费转入本人控制公司方式，先后涉嫌贪污公款2000余万元。

　　无独有偶。2013年10月，根据最高检的决定，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对浙江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褚健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行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犯罪一案立案侦查，现已侦查终结，正在审查起诉中。

　　经侦查查明，1998年至2013年间，褚健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上述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且本人在案发期间先后采取行贿、销毁证据等非法手段阻碍、对抗调查和侦查，社会影响恶劣。

　　一系列腐败案件的查处传递出最高检的态度：不论是权力集中领域还是商界、学术界，只要存在腐败就一查到底。

　　打破只做不说惯例

　　黑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高学文、东北石油大学原党委书记孙彦彬、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方西屏、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刘长春，1月20日，最高检官方微博一连宣布立案侦查4名正厅级官员。

　　只做不说一直是检察机关反腐工作的惯例，2014年3月最高检官方微博上线后，这一惯例被打破，反腐不仅要做更要说出来，让百姓看得见反腐成果、给官员戴上紧箍咒。

　　公开反腐信息极大地攒足了检察官微的人气。截至2014年年底，最高检“两微一端”已发布检察信息两万多条，粉丝数、听众数、订阅数总计1600多万。

　　在最高检的带动下，各地检察机关纷纷活跃起来。江苏、河南、内蒙古等多地检察机关开微博、建微信，形成对外及时公布查处贪腐官员信息的新常态。

　　为了规范重大案件信息发布，2014年7月，最高检出台《职务犯罪大要案信息发布暂行办法》，界定应当发布信息的职务犯罪大要案范围。

　　行贿档案查询显效

　　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为从源头防止和减少腐败犯罪，检察机关探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有效遏制贿赂犯罪，对防控贿赂犯罪起到震慑作用。

　　据了解，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主要应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金融信贷、人事管理等领域。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作出限制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信誉分或资质等级、中止业务关系等处置，使得一向被人们错解“一本万利”的行贿犯罪变成“高风险作业”。

　　自2002年，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建立行贿“黑名单”以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经过十几年发展，领域不断拓展，范围不断扩大，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

　　最高检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全国联网以来截至2014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434万次，涉及单位579万家，个人791万人。有关部门和业主单位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2090家和个人2426人进行了处置。

　　目前，中央有关部委办及省级以上政府主管部门共制定与打击行贿犯罪相关的制度规定35件，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