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了罚款2000元的处罚决定后，在南方某省办企业的刘先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是罚款，还是停业整顿，这差别太大了！我们公司这点事，其实算不算违法都另说，如果给个停产停业的处罚，一天就要亏损上万元。”刘先生说，在被告知要“严格执法”后，迅速找关系送了红包，这才“大事化小”。

刘先生的经历并非个案，类似的“任性执法”、“选择性作为”的情形在生活中并不鲜见。

“对于现代行政管理而言，法律授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是可以为社会创造福祉的。”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说，“然而，有时候裁量权被不正当行使或滥用，甚至成为一些公职人员‘要挟’相对人的‘幌子’，这就助长了特权思想，导致社会公众遵纪守法的意识随之淡化，潜规则盛行，‘腐败亚文化’滋生。”

有些人甚至将潜规则奉为处世之道，把法律晾在一边。浙江省临安市於潜镇党委委员梁某因严重违纪违法在接受调查时，讲了一个他觉得很“奇怪”的事：商人任某在该镇承包某工程，挣了20万元利润，为感谢梁某的“大力支持”，曾承诺拿出10万元表示一下，可是，最后他只兑现了5万元。对此梁某难以理解，断定“任某这个人很不上路”。法治信仰极度缺乏、奉潜规则为依据，这样的人可并非梁某一个。

为防止公权被滥用，我国许多法律法规都有相关规定。以《行政许可法》为例，“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许可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但有些法规制度仅停留在“不得、禁止”层面，缺乏具体定性、定量的处罚措施。比如，为限制公权滥用，有关行政法律规定了一些原则，如信赖保护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等，但由于操作空间大、缺少明确的程序规定，很少在执法过程中被正确运用。

而在对滥用权力行为的追责上，有些法规规章虽然规定了处罚措施，但在实施中却遭遇“执行难”的困境。如有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然而，监督部门或多头或缺失，谁承担监管主责？对于暗地里的行为，如何调查取证？如何保证上级机关和有关部门不被“摆平”？……这些都是追责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只要看看《公务员法》等法律就会发现，为防止公权腐败，我国相关立法的内容具有相当的广度，包括方方面面。可是，有的法律没有‘牙’，有的不去‘咬’人，有的即使‘咬’也是不痛不痒。”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讲师杨尚东说。

“腐败亚文化”滋生蔓延，有法不依和执法的变通、任性是重要原因，根子在干部。如果干部不受纪法的约束，不能运用法治思维做出公正决定，甚至处处想着腐败一把，民众则会迎合这种倾向，腐败亚文化也就有了滋长的土壤。杨尚东分析，民众是因为受制于公权力，所以被裹挟着遵从潜规则。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裁量权绝非只能为恶、不能为善，约束公权力、遏制潜规则，既要专门制定行政程序法，又要用裁量基准约束公权行使，更要加强监督问责，确保执法不走样，以党风政风带动民风向善向上。”姜明安说。（本报记者 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