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公安局DNA实验室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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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案情、逼近真相，细究突破、伸冤纠错，在破案过程中，让证据“说话”，现场勘验、尸体检验和物证检验等工作至关重要。这背后，离不开法医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努力。近日，记者走进云南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探访法医团队。

尽管没有看到，但空气中弥漫的刺鼻气味，告诉记者找对了地方。

“现在尸体解剖主要去病理实验室，可带回来的‘片段’味道也不小。”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室主任范豫杰忙不迭地解释。

验尸占工作量不到1/3，条件允许时解剖不戴口罩

影视剧里，很多时候法医结论会主导整个案件侦办的方向，而在现实中，法医工作只是刑事侦查中的一部分，破案需要多部门的配合，不同案件情况也不一样。

“法医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侦查人员提取的视频、目击证言、物证书证等证据都非常重要，有的案件需要法医做尸体解剖、DNA鉴定等，重要的是法医和侦查人员的分工协作。”范豫杰说。

目前，社会化司法鉴定机构越来越多，部分司法鉴定机构也会从事法医工作，可没有哪支法医队伍像公安机关法医那样，贯穿从案件侦查到审理的整个过程。

刑侦支队的法医，不单靠技术，体力也必须过关。出得了现场、忍得住气味，有时还要会做泥水匠。十几年前，昆明市五华区、官渡区等公安机关接到多起女性失踪报案，抓获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人均被杀害，埋在了租住处房间的坑内。为避免居民不适，9名法医从下午两点以装修的名义进入房间忙到次日上半夜，挖出多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找到尸体只是开始，为了抢时间，常常要现场解剖。全套防护服，帽子、口罩、罩衣、鞋套及手套一个不少。解剖中，每道程序都会拍照。法医会通过尸温、尸斑、尸浆来初步判断死者大致死亡时间。因为酒精、农药等味道能辅助接下来的检验，只要条件允许很多法医在解剖中就不戴口罩。解剖后，还要缝合伤口，清洗血迹，“这是对死者的尊重”。

在目前的法医工作中，验尸比重不到1/3，伤情鉴定、DNA鉴定等工作，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

DNA数据库“帮忙”破案，更多新技术可解读尸体信息

接到检材，范豫杰的同事黄磊忙活了通宵。

这个案子，案件发生时间，不确定；潜在嫌疑人，没明确指向。丢失的物品，是枪支以及若干子弹。不及时破案，就意味着多了一分凶险。

“送检民警说犯罪嫌疑人可能用水果刀割过包装、还喝了茶。”听过简单的现场勘验描述，黄磊将目标重点锁定在水果刀、茶叶盒上。通过多部位提取，一把刀提取了十五六个点位，第二天下午3点，终于找到了同一个人的多份DNA样本。入库比对后，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

成功寻回枪支，黄磊很自豪。如今，法医工作对象早已不再停留于尸体、人体组织层面，“DNA是新的方向”。

建立DNA数据库，凭借现场检出的DNA确定犯罪嫌疑人，加快案件办理进程。2016年以来，昆明市公安局法医室DNA实验室共检验日常各类案件2000余起，检材3万余份，共完成3.4万份违法犯罪前科人员DNA样本的检验入库工作。截至2016年8月底，通过DNA数据库比中嫌疑人数为1502人。

“法医室地方不大，投入不小。”走进范豫杰的工作场所，一台设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做一例DNA，成本也要几十元。范豫杰说，技术越来越先进，法医的“刀”也越来越多。像X光、三维立体扫描等技术的应用，让不解剖就解读尸体信息成为可能。

去年在20多起案件中出庭作证，协同完成案情拼图

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刑事诉讼对证据要求提高，法医已不只是在案件侦查阶段工作，他们经常需要出庭作证。

工作量大了，范豫杰却很欣喜：“通过证据支持来推进案件办理，更有利于防止冤假错案。”

法医技术日益先进，案件办理更为精细，但真正还原事实、阻却冤错，仅靠技术层面的进步远远不够。“对法医而言，一定要敬畏法律、敬畏科学、敬畏证据。不靠谱的鉴定甚至虚假鉴定，我哪能签字？不遵守鉴定程序，很容易导致冤假错案。”范豫杰说。

在昆明，2015年全年仅有五六起庭审有专家证人出庭，2016年法医出庭作证的已有20多起。

“庭审前，我们都会针对可能提出来的问题进行准备。主要是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并根据鉴定意见和侦查情况进行准备。庭审中，焦点主要在对鉴定结果和相关概念的理解上。解读鉴定结果时，我们会客观地进行阐述，不能把庭审变成一场学术讨论。”范豫杰说，他们的实验和鉴定意见都是按照行标和国标来执行，每一项实验步骤都有相应的记录。

“法医的手术刀，是寻求真相之刀，也是打击犯罪之刀。通过技术手段，我们努力找到更多的信息，与其他部门配合，完成事实拼图。”范豫杰说，“特别是在命案侦破中，我们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让死者‘开口’，让证据‘说话’，还原犯罪过程。司法最终还以公道，是对被害人最好的慰藉，也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所在。”本报记者 杨文明